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说：“改过不吝（吝啬）。”人的过错是难免的，但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可真正让他改正就很难。一般人做不到知错必改，便也无法再进步。

曾国藩说，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人之所以是圣人，这就是缘由。磊落过人，心便异常安乐，省却许多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姿态。曾国藩认为，改正过错十倍于人者，他的贤良也十倍于人，改正过错百倍于人者，他的贤良也百倍于人。越是贤良的人，越是光明磊落。

与修身养性的慎独一样，曾国藩对于错误躬身自省的武器，就是他的日记，这些日记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大多都是关于自己错误的反省。日记的功效是很大的，只要能诚实不欺，无事不记，曾国藩的日记便能做到这一步。

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身体不好，经常患病。有一回，曾国藩参加团拜，所拜之家是钟鸣鼎食、妻妾如云，他喜色无边，东张西望，有失雅观。

家里自己的夫人正在病患中，呻吟不断，回到家他便情绪烦乱。他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白天风光旖旎的情景，听着夫人的呻吟声，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无法忍受。而且内心此刻都被杂念填满，难以专心读书，浪费了许多精力。之后自己悔意顿生，他在日记中自责“目屡邪视”、“耻心丧尽”。

曾国藩在日记中自己找出过失的例子很多，直到他年衰官高，勤求己过仍不肯稍宽。他说：“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又说：“人不勤劳，什么事都会荒废，整个家都会衰败。我在三四个月里不做一事，大大损害了家庭，又惭又愧！”

曾国藩求过的第二个方法，便是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说：“若得一二个好友，胸怀宽广、豁达，博学多才，能文善诗，及时批评我，可对我大有益处。”另外，曾国藩特别注重听取朋友的意见，从他们的建议和评价中获得自己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此外，他还经常请求兄弟们进箴规，这可以在他的家书中常常看到。

曾国藩脾气暴躁，易发怒，他虽然一直努力改正这个缺点，然而总是重蹈覆辙。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曾国藩的同乡来看他。饭后，有一个仆人做错事，曾国藩大发雷霆，大声斥骂。任朋友们在旁苦劝，他仍然是肆口谩骂、毫无顾忌。然而事后，曾国藩悔意顿生，马上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www.daowen.com)

曾国藩下定决心要改掉乱发脾气的毛病，但是却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他为了少发脾气，就尽量避免社交，因此却又疏远了朋友。随后有人开导他说，交情虽然受天性投缘的影响，但是好多种情况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决定的，所以，人能胜天，不要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字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为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我这个朋友，直率啊！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教训，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忌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引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

曾国藩大概是中国历代的官员中自我批判最多的人，不仅严厉，而且细致，如芒如刺，直指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这是曾国藩的修身智慧之一，即使他没有做出诸多功业，这种自我剖析的精神也让后人钦佩。

一个省心修身、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一定不是坑蒙拐骗、杀人放火之类的大恶，往往是一些不足挂齿的小私事。正视自己的过错，并勇于改正，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他就会一天比一天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