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处世，需具备“慎独”之功夫，为官更需要一种“慎独”品质：在浑浊复杂的官场，能够慎独守身，需要心怀天下，更需要光明磊落。

人要有所畏，有所畏方能有所为。畏惧是一种品质，代表着庄严和神圣。一个人无所畏惧，将会滑入狂妄自大，贪得无厌的深渊，最终自毁前程。身处官场，更要有所敬畏。无论顺境逆境，都要保持一颗平常心。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为官的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

人性中，通常正直与邪恶并存，它是一体的两面。人只要有所行动，初始都是由心思和愿望引起的。比如，现象的显现开始于隐藏的愿望，明显的事情开始于内心微弱的意念。心思和愿望产生后，人们肉眼不能看到。智者的思想之所以超越普通人，就在于能够预知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因而，当还未与事物接触时，人们已经有庄严和放肆的区别，事情到来而需要行动时，就产生了正直和邪恶的分别。曾国藩早就认识了这一点，他接受儒家的“慎独”二字，并把慎独用在为官之道上，以“清廉”为载体，恪守清净庄严。

曾国藩说：“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当人心由静转为动，必是因为一个念头打动了内心，一念之动的原发之机是天理发见，也是性的表现；人欲此时要乘天理发见之机而起来，于是情就发生了。在念头刚露出头角的时候，由于君子具有静养的深切功夫，因此将善恶详切地分清，能够辨别真伪。这个起念之微小的内在变化是其他人不知道的，只有当事人自己明了，君子必然在此时采用“慎独”的功夫，在念头初起时便消灭其在萌芽状态，发动意念加以省察，即所谓“背地里”能管住自己，当事人需具备卓越的自我管理能力。

自古以来，官场险恶。曾国藩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关键认为为官有四种必败无疑：“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这四种人缺乏的是一种慎独精神，一种自我管理能力，贪欲私欲大过为官之职责所在，导致落败。

曾国藩一路做官，却从没有人敢给他送礼，作为他的家室更没有敢去收礼。(www.daowen.com)

曾国藩有个部下叫黄翼升，在当年建立水师时，黄翼升出了很大力这让曾国藩很是感激，将黄翼升视为自己的四大心腹之一。后来组建淮扬水师时，曾国藩提拔黄翼升为统带。到同治元年（1862年），黄翼升被曾国藩调到了李鸿章麾下，成为李的得力干将。不久，曾国藩又想把黄翼升调回来，多次与李鸿章来往书信协商，李鸿章却不想放人。李鸿章和曾国藩一样，也爱才，他说黄翼升“厚道热肠，为武人中第一流为平吴第一功臣，为沪军第一苦人”。

黄翼升本人是无所谓跟李鸿章还是跟曾国藩的。黄翼升夫人希望他到曾国藩手下任职，就想了一个办法，认曾国藩夫人为义母。当曾夫人过生日时，她送了曾夫人一对翡翠、一粒明珠、一铺纺绸帐贺寿，当着很多人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不好不给面子，就收下了礼物，并答应了将她收做干女儿。

曾国藩得知此事不大高兴，责怪起夫人，吓得夫人忙赔不是，保证以后不再收受礼物。曾国藩对夫人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做人要光明磊落，问心无愧。”

儒家“为天地立心”的基点，早已埋进曾国藩头脑中，这是超越了私人恩怨，将个人的生命融入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之中的表现，他同国家共命运，光明磊落，为国家着想。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有一次巡视扬州一带，扬州盐商设宴款待，曾国藩非常不喜欢这一套，把自己面前碟子里的菜随便动了动。这件事过了很久，他还拿出来做例子说事，他对自己手下的官员说： “一顿饭千两银子，我不忍吃，甚至不忍看。”接着，他讲了两则故事： 春秋时，宋国的子罕执掌重权，有人献玉给他，遭其拒绝。献玉者说，这可是罕见的宝贝啊。子罕回答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我若收了你的玉，你我两人岂不都失去了宝？另一则故事是，明代官员曹鼐一次捕获一名女盗，二人独处一室，女盗屡以色相诱之，曹不为所动，书一横幅“曹鼐不可”贴于墙上。在这里，子罕和曹鼐都把自己的名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曾国藩感慨道：“我就是佩服子罕这样的人，不妄没于势利，不诱惑于事态，心有长城，能挡狂澜万丈。”

“背地里”管住自己最难能可贵，面对金钱和美色等形形色色的诱惑，为官者只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会自觉地从思想上筑起一道抗腐拒蚀的防波堤。没有这种理念指导，在任何朝代也是做不好官的。宦海险恶，前途莫测，为官者最好还是谨言慎行，管住自己膨胀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