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人难免为名利心所累，而名利心关系最多的是人的私心妄想。只有在一个人的大志超越了自身的范畴，去除一己私欲，超越了名利的渴望，才能不为私利所遮蔽。当万事消磨远，浮名薄利休之时，以一颗剔透的心去为国为民，理想才会不邀自来。而唯有心中藏有大志，才能超越世俗之见，脱颖而出。

曾国藩作为儒家最后的标杆，作为清朝的名臣，有没有功名利禄之心？很难说没有。但是如果用公正的眼光去评判他，应该说曾国藩在尽量让自己消除名利之心和世俗之见。曾国藩是一个常怀济世救民之心，一生耽于军务、政务的清朝重臣，功名利禄之心不可说不重；然而，他又时时刻刻反省自己的行为，知道名利是心中的羁绊，让自己目光短浅，为名利所累。

曾国藩从追逐名利到淡泊名利是有其过程的。

曾国藩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常怀济世救民之心，通过学习，走向官场，光宗耀祖。他一生的轨迹是科举应试，步入仕途，创建湘军，名满天下，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这个过程中，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长年的奔波劳碌，繁重的军务、政务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导致他身体一直不好。曾国藩从小在祖父和父亲的督导下认真地读书，希望“学而优则仕”，步入仕途。曾国藩积极应考，百折不回，最终在30岁的时候进入了翰林院。

早年，曾国藩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强烈。作为一介书生，他去管理军务。激烈残酷的战争和官场中的钩心斗角，以及来自清政府的疑忌，让他时刻处于焦虑之中。为此，曾国藩身心疲惫，他在与太平天国起义军的战争中经常失眠。曾国藩在日记和家书里经常提到古人心胸开阔、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并对之充满了羡慕之情。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八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阅《范文正集》，其《年谱》说：‘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我来往。如此断了，既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何况久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将息。’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www.daowen.com)

如果一个人毫无功名利禄之心，难免缺少动力，难以有所作为，欲望可以说是人生之意义；但是如果一个人将全部精力都用在追求功名上则会心为形役，人生反而会因此失去了意义。如何在这两者中寻求一个平衡，让自己在追求的同时超然物外，曾国藩因此经过了长久的自我修炼过程。

曾国藩很羡慕古人能够超然物外，最初却难以做到把功名利禄抛在一边，反而经常为此耗费大量精力，直至临终也没有摆脱官场羁绊。由此可见曾国藩对自己的这种复杂心境也颇为无奈。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又每日游思，多半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日能拔此根株？”

曾国藩常读古诗文，在古诗文中寻找精神动力。读苏轼的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自己诗兴大发，又加了两句自己的话“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由衷希望自己能够从名利中超脱出来，但是愿望实现很难。曾国藩自知自己无法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因此只能对自己多加批判，以减轻自己的功利之心。他在日记中写道：“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

曾国藩为官的一生都在矛盾中度过，既有自我克制的智慧，又有追求仕途的风光，既做出超出别人的成绩，又为世俗事物所牵绊。总体上说，纵观他的一生，无愧于清政府对其的评价：学有本源，器成远大。这些为后世瞩目的个人历史，都离不开他在磨砺中的转变，在从世俗到淡泊，从放纵名利心到自我束缚和相对淡泊，才有了后半生的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