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启章写《西西利亚》六年之后，他在中篇小说《地图集》中就回到了类似的一些跟现实与呈现有关的问题。[3]1997年写完以及出版的《地图集》用未来的考古学家的角度来回顾一些近现代香港地图。更具体地说，小说中的地图反映的不是香港本身，反而是跟香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一个名为维多利亚城（缩写为V城）的区域。像一幅地图是一座城市的抽象呈现一样，V城也就是香港的虚构呈现。

《地图集》不仅含有对这些近现代地图的许多详细分析，也含有许多更抽象的对地图学的反思。比如说，小说较前面的一段提到了拉丁美洲作家波赫士“关于绘制一幅一比一的帝国地图的不可能性”一文（波赫士确实写了这样一部作品，不过真正的题目叫做“Del rigor de la ciencia”［科学中的准确性］）。该作品提到了能否有一幅所谓跟其所呈现的区域一样大的“整体地图”。董氏就引用意大利名文艺理论家艾柯说明为何这样的一个“整体地图”是根本不可能的。根据艾柯的解释：“当一个整体地图无论以何种方法架起在帝国的地面上，这地图本身的物质存在已经构成了帝国的地理面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如果此地图为一忠实地呈现帝国的整体地理面貌的地图，它则必须把自身的存在包含在内，呈现自身架起在帝国地面上的状态。要正确而忠实地反映地图架起于帝国上空的现实，得再在此地图上空假设另一个地图予以描绘和呈现。如此类推，得有无限多的、层层重叠的地图，才能在逻辑上让一比一整体地图的假想得以成立。亦即是说，它是不成立的。”艾柯的意思就是这样一种整体地图必须能够呈现的不仅是其所指的区域，而且也是按在区域上的整体地图本身，再加上内嵌的地图里的地图所指的整体地图，等等。这样一种纹心结构（mise en abyme）指出一种地图呈现系统有一种必然性的盲点，而其盲点刚好是对于自己的呈现逻辑。

《地图集》第三章中描写了一种倒反的整体地图。像波赫士跟地域一样大的地图，董氏这里描写的是根据一幅地图所创造的一座1∶1的城市。具体地说，董氏描写未来的地图学家如何用一幅1997年的香港导游图还原了这所城市原来的面貌：

导游图上以红色圆圈及数目字标示主要旅游地点，当中包括观光点、美术馆及博物馆、露天市场、娱乐场所、公园和交通设施；又以绿灯圆圈标出戏院及剧院，以蓝色标出酒店。由于导游图囊括一个城市的主要景观，代表着这个城市自我呈现的一种方式，载负者它对地理标记的价值判断，所以考古学家相信导游图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地方的真实情况。

然后小说引用了去观看这座伪造城市的一位（虚构的）旅游者对自己经验的描写：

在途上我们察觉，在街上遇上的除了游客之外，便只有服务游客的人员。不知是出于当局的疏忽，还是什么，我们看不见扮演居民的人员，难道这正反映了当年这个城市的真相？(www.daowen.com)

在这座重新改造的城市里好像什么都有，唯一缺乏的是原来城市的居民。像艾柯所指出波赫士整体地图里的盲点在于它无法呈现自己的地图呈现法一样，这座将来被重新改造的城市的盲点就在于它无法呈现自己的呈现逻辑，就是说城市如何是居民所创造的一种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

1997年的《地图集》正反映了香港理论家阿巴斯所谓的“消失文化”的现象。阿巴斯认为1997年香港回归的来临，以及其所包含的香港生活方式会消失的可能性，就促使了对香港文化的一种热烈兴趣：“预期香港即将终结的心态，也展开了对香港独特的历史文化的强大关注。”其结果就是像《地图集》里的未来考古学家一样，香港独特文化的消失的可能性就引起了一种热烈的对香港文化身份的“重现”与创造性的想象。

像《西西利亚》一样，《地图集》这部作品对文学史有一些寓言性的蕴涵。像波赫士整体地图一样，一个理想的文学史试图呈现其文学场域的完整性，不过总是会有一种必然性的盲点。像波赫士整体地图的盲点在于它无法反映自己的呈现逻辑一样，文学史的盲点在于它无法琢磨自己的分类逻辑。更具体地说，像《地图集》所描写的将来考古学家创造香港的一个复制品里没有居民一样，文学史也无法完整地反映读者对文学分类法的影响。

文学史会加固读者对国家或地域的理解，而且可以影响读者会如何理解一个文学场域，可是它从来不会全面地代表文学场域的所有更换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文学场域的结构不仅是在反映文学史之类正典机关的作用，而且也同时反映总是会超过这些正典机关控制的读者行为。其读者行为就是文学史的生命，也是文学史的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