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启章认为他1991年发表的题为《西西利亚》的一部短篇小说算是他的处女作。故事的男叙述者被一位名为“西西利亚”的女性迷住了，不过他自己认为这个西西利亚是个“奇怪地熟悉”（相当于弗洛伊德所谓的“uncanny”）的人物。在作品的第一句话男主人公就问：“关于西西利亚，我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现在西西利亚终于在我面前了，但她却变得那么沉默，她的身体变得那么冰冷，使我差不多认不出她来。”叙述者解释他认不出西西利亚的原因是因为她“没有了手臂，没有了衣服，没有了柔软秀发”。他曾经给西西利亚写了无数情书，可是西西利亚从来没有给他回过信，也没有跟他说过话。西西利亚这些古怪外貌与行为的缘故原来在于她本来不过是一个假人，一个橱窗里的女性像模特儿。小说的叙述者强调他沉迷于西西利亚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西西利亚不过是一个假人，反而是因为他认为他能够献给她一种生命与自主性。

叙述者也有一位名为安琪利亚的同事。安琪利亚显然对敘述者有兴趣，可是敘述者因为被西西利亚缠住了因此就忽视了安琪利亚。两个女性的名字的相似性暗示西西利亚不过是安琪利亚的一种置换，一种幻想。而且敘述者平时不管西西利亚直接叫‘西西利亚’反而冗余地管她叫‘名为西西利亚的西西利亚’。这种叫法就强调其名字的作用。换言之，‘西西利亚’这个名字对名为西西利亚的假人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作用。根据叙述者的解释，可怜的西西利亚除了失去了她的一条手臂外，还失去了她的一切，甚至她的名字。不，她没有失去她的名字，她的名字还在，只是名字所命名的她却失去了。一个空洞的名字，一个残缺的身躯，还算得是什么？[2]一个名字的作用，在这里，不在于它会指示一个已经存在的固定指示物，反而在于名字如何会在命名的过程中再创造的其指示物。

董氏的这部短篇小说有四个不同的结局。在第三个结局，西西利亚开始抱怨自己没有声音告诉敘述者她不存在：

关于我，西西利亚，我从来可以说些什么呢？当我站在这里，在他的面前，我没有了手臂，没有了衣服，没有了头发，这些也不要紧，反正这些东西于我又有何价值？但我却是没有一个声音，不能明白地告诉他我根本不曾存在。可是，我不也是有一个很强大的声音，教他和她也不能怀疑我的存在吗？可是，这却又不是因为我自己，一个没有生命的纤维假人，而产生这一个教人清理颠倒的声音的？

这一段说明作品中的一个主要的自我矛盾：西西利亚虽然不过是个空洞的象征，可却也是作品的主要人物。她虽然没有声音，可是正是她在抱怨自己没有生命的时候就她最清楚与响亮的声音却产生了。换言之，西西利亚的生命与声音都是由于敘述者给她的名字才产生的。(www.daowen.com)

《西西利亚》这部短篇小说不仅是文学作品，也对文学史有一些寓言性的意义。像假人或模特儿算是人体的一种简化的呈现一样，文学史也是文学这样一种文化场域的一种简化的呈现。而且就如作品里西西利亚这个模特儿的身份、生命与声音都是它/她被命名后产生一样，文学史所呈现的文学场域的身份与定义也是写文学史与其文化机关的一种后果。

任何文学史必须依靠某种分类法，而其分类法其实反映一些比较任意的决定。为什么要以国家当作文学分类法的主要条件？比如说，虽然对一些文学作品来讲国家会有比较关键的意义，不过对很多其他作品来讲它只不过仅有次要的意义。许多作品跟作者的国家没有多大的关系，许多作家从外国与外语文学受到了启发，而且甚至有一些作者会用不同的语言写作。因此，为了了解这种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就必须用跟国家无关的分类法。

读者平时把国家与语言看成是文学分类法的一些主要而且自然的条件的原因主要在于文学史的作用。因为绝大部分的文学史都把所有与某个国家与某个语言的文学作品分类在一起，所以读者自然而然就会把它们看成是一种自然的类项。反过来说，假设一些文学史开始用另外一种题目与分类法，比如说，如果更多的文学史会以跟国家无关的其他分类法为组织结构，其结果就会像董氏“西西利亚”的短篇小说所描写的一样：以指示（即写文学分类法）的过程，文学史就会献给其指示物一种新生命与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