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同化为日本人的主张，也有的台湾文人反身自省之际，依然持有保存汉族尊严的觉知，他们在中国国民性里寻找其优点，建构其正面论述，蒋渭水、黄得时为个中代表。

蒋渭水《临床讲义》（1921年），以台湾为患者问诊，他对汉族国民性提出的看法，较张梗、泗筌更细致些。他认为台湾人国民性的恶劣，并不是本质问题，“幼年时（即郑成功时代），身体颇为强壮，头脑明晰，意志坚强，品行高尚，身手矫健”。问题的始肇，系异族统治以后。“自入清朝，因受政策毒害，身体逐渐衰弱，意志薄弱，品行卑劣，节操低下。”接着，“转日本帝国后，接受不完整的治疗，稍见恢复；唯因慢性中毒达三百年之久，不易获然而愈”[28]。这个汉民族的三段论显示启蒙型的知识分子所建构的国民性论述，难免落入殖民进步主义的框架，而与殖民现代性有着某程度的共谋关系。

相较于蒋渭水，黄得时在台湾文人社群中的位置跨越了新旧知识分子，他是汉诗人，也是新文人，他对于汉族国民性的捍卫与泗筌、琏若是两个极端。黄得时为《台湾新民报》撰写的专栏《中国国民性和文学特殊性》[29]，提出中国的地理与建国历史这样广阔而且绵长，由这里生长的国民性也就有许多显著的特色，他列举七大项：敬天性、尚古性、平和性、实利性、自尊性、家族主义、男尊女卑性。虽然他也认为中国国民性中最有特色的尚古思想，“遂酿成一种退缩的、消极的气质，流弊于各方面、遂使种种的文化，都停滞起来”。但他却以德国西泽（Kaiser Wilhelm II， 1859—1941）倡“黄祸论”的三个原因倒过来支持“中国国民性”：

（一）白色人种的生育渐、而黄色人种的生育速。未来如果中国人精医药和养生之道，欧美很可能为黄色人种的植（今作殖）民地。

（二）黄色人种一定将奋发自强、磨兵秣马，使东亚没有白色人的立脚地，然后席卷全欧、扫荡白色人的庭穴。

（三）中国的劳动者、能忍耐辛苦工作，工钱又极其低廉，他日中国人必能执世界的实业界之牛耳而白色人退避三舍。[30]

黄得时总结道，“中国人的勤勉性和忍耐性”，是欧洲人所“恐怖”的。“我们很希望这样的特点，永久保存起来以开拓东洋和平的第一步。”对于中国国民性的信心，溢于言表。而这种信心，联结着黄得时建立台湾文学主体性的决心，台湾人是中国人，他们拥有中国国民性的优越特质，因而，在日人统治、不再为中国统治后，他们有能力在过去所拥有的中国性与今日被移入的日本性的混杂中，建立一个自己民族的文学。这是他撰写台湾文学史论的意识形态（ideology）之植基所在，他要建立一个以台湾本土文人为主体的文学史，不甘于在日人撰述的文学史被归类为边陲的外地文学。[31](www.daowen.com)

身份为纯粹的传统汉文人，在台湾国民性的议题上，连横的态度与黄得时颇为接近。在《东西科学考证》[32]这一篇讲演稿里，连横比较中国与西方国民性的异同，以及其进化迟速分途的原因。“其一：中国人性能创造，而不能继续，且不喜改良。”其二：中国学术以孔子为宗所创造的文人传统“多谈性理，重文章，遂相率而趋于无用。以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程氏且以玩物丧志戒之”。连横认为，东西文明的差异，在于“东洋较重精神而轻物质，西洋则较重物质而轻精神”。因此，应撷其长者，舍弃其短者。连横在这里提出台湾的特殊处境有利于国民性的改变，而达到于精神与物质并重的目标。作为台湾人，当此新旧递嬗之时，连横认为拥有无限的机会：　“东西文明汇合若一，我台人当大其眼孔……求其学问，采彼之长，补我之短，以发皇固有之科学，或且凌过西人……”他在解释西方如何从事器物的发明，以及如何对待器物发明的方式，也有他独到的观察：“政府保之，学会嘉之，群众信之，而科学之进步，遂足夸耀于世界。”中国并非没有科学，而是科学不易在中国得到发展。连横看到西方文明非特鼓励器物发明，而且是众人合作以从事发明，一旦有任何发明出现，西方文明并已建立一套体制，予以保存、发扬。

类似黄得时、连横这样的论述，或者是在当时具汉族民族性的台湾人期待获得殖民地尊严，希望获得殖民政府的尊重，对于同化于日本人表达不同程度的抗拒。

而这一类的看法，敷衍为对殖民政府导正国民性的各种施政的批评，则见诸《台湾民报》的“社说”《尊重殖民地的国民性就不是同化主义了》[33]。此地的国民性，并非帝国规训身体下的进步国民性，而是在地住民的民族性。该文先质疑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方针，从来是不甚明白，到了田总督时代（案：指首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1855—1930），始表明这同化的方针，但是民情、风俗等的差异，一时不易改换。所以不得不抱渐进的政策，结局总要把台湾化作一部分的本国的府县而后已。”自采取了这种政策以后，遂有种种相应的措施：如“将台人惯用的汉文也逐渐实行扑灭，一方面又欲以国语来作台人的常用语。”又如将“地名、町名都拿本国惯用的地名、町名来取代台湾固有的地名、町名”。所以说，在田总督时代，台湾人就已经声明反对的意见，因为“这同化的方针，并不是帝国千古不易的方针”，力主尊重殖民地的国民性，才是殖民统治成功的锁钥：

因为近代的政治倾向，对于殖民地的统治，是要尊重殖民地的个性，以殖民地人民为本位，而以增进殖民地人的幸福为要念，这才是文明国的使命……大凡国民性的构成基础，是自然的造成的共同体，就是在一定的地域内，由血族的种族的共同体，把有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生活条件所发生，而成长做国民或做民族的。以上的共同体，是经由数百年或数千年调养而来故有特别性格，和他国必定有差异，所以这国民性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改造的。[34]

上引这段文字，强调时间——数百年或数千年调养而来，强调空间——在一定的地域内，也强调本质——由血族的种族的共同体，其意即在建构台湾人的主体性，一种在地住民的民族性，尽管并未形成独立的台湾国的国家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