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见的一种是近似于鲁迅的负面论述。张梗在《讨论旧小说的改革问题》一文中，直指汉族有“奴隶性”的问题：“我们汉族后裔有个通有的大毛病，‘奴隶性’，没有批判的态度一味盲从。”他批判道：“圣贤所说，一句就是一句，两句就是一双，哪有讨论的余地？……要研究时，只需将先人的学说敷衍便就够了，哪须好事另树旗帜？”不容许开创性思想的结果，遮蔽了自我创新思想的可能，只是因循前人的话语，“于是久而久之，遂养出一种的民族性—奴隶性，少年老成，无进取的气象”，“在政治上‘唯命是从’，在社会上‘甘于现状’，任尔如何腐败，竟没有胆量去改革。在文学上变了一种的‘蓄音器’。最喜追随古人……”[17]所谓文学上的蓄音器指的或即是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复古主张。泗筌《台湾人的几个特性》一文中，列举出：（一）好戴高帽性。（二）贪财性。（三）老驽性。（四）奴隶性，乃至“小胆性”、“涣散性”等多样台湾人特质。[18]

泗筌、张梗的基本立论，类似的程度不一。但他们针对汉族民族性的痛省，背后潜藏的，同样是改革弊端、唤醒群众的欲望以及对社会的忧心。泗筌在《台湾人的几个特性》一文最后便呼吁道：

“奴隶性”尚存的人们怎么能够做“自由人”！“老驽性”尚改不掉的人们怎禁得不落为“亡国奴”！“戴高帽性”、“贪财性”尚根深的人们又怎能怪人家的“利用”！……社会组织须改革，人性也要革命呵！[19]

张梗、泗筌在经过对汉族民族性的检讨之后，改进的具体方法，是改革社会组织，带动人性革命。但这一种社会组织应如何改革，人性又如何进行革命，我们虽然并未能在看到他们提出任何学习的对象，或具体的方案，却能在其他台湾文人的论述里，有所斩获。我们发现，崇高殖民宗主国日本的民族性，特别是被日本视为国族主义核心的“武士道”精神，是为汉族国民性的目标之一，如琏若的说法：

日本战胜强俄，威震四海，世界论坛，大为耸动。西儒白律博士曰：“东洋文明，萃在佛教。佛教特色，在乎内观，精神得保静止，故临战场，而能泰然自若也。”此言似中肯綮。武士道之于禅学，犹车之有轮，舟之有舵也。[20]

发生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在为时一年半的艰苦作战里，日本战胜，在东北亚的军事优势更形巩固，是实质的收获，无形的收获，则是日本国际声誉的提高，对于日本殖民地的统治更具说服力。上引琏若这段话将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佛教信仰联结在一起，原是风马牛不相干的：军国主义好战主杀戮，佛教信仰崇静守、尚慈悲，但透过这种似是而非的诠释，两者找到接榫点：佛教内观静守的修为，成为军人上战场精神集中，不怯懦退守的动力。如此一来，军国主义被合理化了，而军国主义的身体也找到形上的理论根据，在其上将可以建立符号系统，从而楔入文化道统，并以“东洋文明，萃在佛教”、“武士道之于禅学，犹车之有轮”的说法，提供台湾人站在东洋文化的基础上以效法日本精神之合理性，也赋予武士道精神在东洋文明，甚至世界文明的领导地位。这种说法，并非仅见诸琏若。欧战时，谢雪渔也曾经报道一位德军艇长富于日本武士道精神。德人行封赏并未要求战果之实据，在下位者不虚报，在上位者亦信任之，这是优良国民性的表现。只不过德军艇长的勇武多少仍系为博取封赏而来，而日本皇军就算是没有封赏还是力行杀敌。于是，在德国的“军人素质”很好，但还是不如日本精神这样的论述下，有效地崇高了日本精神，其结果不仅是武士道精神的阐扬，更透过与德国此一进步现代性国家的比较，强化其可资作为学习对象的正当性。[21]易言之，向日本帝国国民性的认同，正是向世界文明秩序或进步现代性的认同，琏若、谢雪渔的武士道论述，提供非常具体的案例。柳书琴指出，殖民政权为了帝国国民性在台湾的建立，利用同文主义，[22]树立一套优惠帝国支配的“真理”（truth）、“秩序”（order）、“现实”（reality）标准。[23]但她却忽略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所形容的现代性之威力。它是无从抗御的，所过之处，狂风骤起，吹得历史的天使倒退走（Angel of History），[24]传统文明随之摧枯拉朽。也许应该这样看，同文主义不过是殖民现代性中一个现象而已。(www.daowen.com)

由上可知，台湾人对于国民性的辩证，不仅与鲁迅、刘禾一样反省自身所禀具的汉族封建民族性，更把向帝国驯服的国民性列于东洋、世界的“进步国民性”底下，作为思考的对象。当彰化崇文社在1919年10月以《国民性涵养论》为题，向全岛文人征文，后来结集发行为《崇文社文集》。个中所收录的陈永谐的《国民性涵养论》便指出，形塑台湾国民性，是为知识分子之共同关怀，他进一步将之放在国民、殖民的框架下思考：

何谓国民？能尽其为民者也；何谓殖民？曰不成其为民者也。故殖民无权利，国民有权利；殖民无责任，国民有责任；殖民性甘压制，国民性喜自由；殖民性有尊卑，国民性言平等；殖民性多腐败，国民性好改良；殖民性尚粉饰，国民性重文明；此殖民性与国民性之所由别也。……今日之台湾有国民性乎？无国民性乎？此今日之一大问题也。台湾而有国民性也，将来之台湾庶与母国同联生气，凌长欧美……台湾而无国民性也，非特同化难期实效，将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所万劫不复者也。……[25]

基于作为现代国家国民应拥有基本权利，而“殖民无权利，国民有权利”的理由，陈氏主张台民放弃殖民性，向国民性“进化”；向国民性进化的台民被日本政府接受为国民，便不再以被殖民视之。同样的看法也见诸张达修在1933年写的《台湾殖民促进国民论》，他说：“彼非洲及太平洋诸岛殖民之于欧洲，种族不同，语言互异，而欧洲之先进国，犹尚许与自治，同称国民。况久沐王化之台湾，又同处帝国帡幪之下，胡可久搁而不议及……”“早与自治之实，而封殖无分”、“内台同本，胡越一家”[26]，这是去国族身体的边界，成为日本国民的直接声明。

在被殖民地台湾，对中国人国民性提出的负面论述，崇高日本国民性，或者将台湾人形塑为具日本崇高国民性，[27]向日本国民性学习，同化为日本人只是其中的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