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一词系英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文翻译语词，[7]出现于19世纪欧洲种族主义（racism）国家理论中。种族主义者相信可以把人类划分为“种族”的小群体，这些种族里的所有成员在内部互相分享着某种基本、具有生物性遗传、道德和智力上的特征，绝对不能与任何其他种族分享。而共享的特征即所谓的“种族本质”，种族特征主要以希腊环境决定论与希伯来上帝中心论为基础。[8]

种族特征从生物学挪用到社会领域的进化论、人种论，成为划分自我（the self）与他者（the other）的重要关键。借由对“种族本质”的各种描述、探问与固定，人们得以标识彼此的分野与歧异。历史上的殖民侵略者，往往将自身种族标举为优位，以“种族本质”的论述驯服被殖民者，使其从属，因而出现无数的相关话语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建构不仅为殖民侵略者单方面所拥有，在强权叩关乃至殖民统治之际，被殖民者也会有相对的回应。近现代以来饱受异族政治力侵凌的中国境内，对应于各强权话语，或依违，或挪用，或抵抗，以此思索个我所在之民族的集体定位与归属，而台湾，经历自荷兰以降不同的殖民历史情境，其被殖民，在日本割据之后的种种差别待遇下，益为强烈；他们不仅不能免于台民集体定位与归属的探问，相对于中国，其探问的思维显得更复杂而纠结。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寻思，则果真有一明确而固定的“国民性”存在吗？实不无疑问。自我的内容系生物性/社会性竞争的结果，它不断在改变之中，难以捕捉，遑论框定，是故，国民性一语在日本、中国、台湾使用时便因时空差异而衍变不同的文脉。日本主张单一民族国家，因而国民性略同于民族性；中国在清末出现种种“国民性”话语，意者一方面要反抗清代异族统治，强调“汉民族性”，又要排除汉族民族性之中守旧、封建的成分，“国民性”遂成为西方的、科学的、文明的、进步的代词。而在台湾的复杂度则是“国民”（日本帝国）的身体跟“民族”（汉族）的身体是分裂的。因而，讨论国民性的流动本质，遂出现如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这样极端的例子。傅柯早期所主张的柔顺身体，此一柔顺身体被论者形容为白板（tabula rasa），“在被动空白表面上铭刻权力关系”[9]，身体的主体毫无支配能力，端视被铭刻的呈现。因而，与其对“国民性”提出质问，或者不如去观照“国民性话语”的言说史。在世变的情境下，人们，尤其是对时代境况有所感受的文人，如何定位自身、定义群体？这样“想象国民性”的系列叙事由何而来？产生何种效应？在同化与皇民化的文化实践下，台湾人民如何与日本殖民主义抗争、妥协与合作？台湾的殖民认同如何从集体的和异质性的政治范围里，映现个人内在是否该成为“日本人”的挣扎？[10]而对于“中国”这个“母国”的想象，又在台湾人此一挣扎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笔者在爬梳文献时发现，台湾文人在汉族国民性的思考里，经常出现的是，二元式的正面/负面论述，偶然则出入于两者之间，而有本质论、话语论的歧异，但基本上，都是一种建构论。当时掌握殖民优势的白人优秀论不断地出现于论述之中，而其或采正面，或用负面的论述，或依违于两者之间，与言说者的立场/位置有绝对之关系。底下，本节的论述将始于中国国民性的叙事的简述，接着进入台湾文人的国民性言说，尝试解释个中蕴涵的种种关键。(www.daowen.com)

19世纪东西方对于中国人性格的负面论述绵续有年，[11]如鲁迅便曾对“国民性”发出严厉的批判，而刘禾则指出鲁迅用以作为批判的思想根源，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受到晚清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1845—1932）的著作《中国人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2）的影响。[12]鲁迅的“国民性”认知，系带着西方的眼光来观视其民族性格的。因而，其小说人物便形象化地凸显出殖民话语下的国民性理论，表呈着本质论色彩。换句话说，“国民性”是被认为“本质”的客观存在，语言与文字只不过是呈现这本质的特质而已。刘禾持相反意见，她指出这样的认知在“知识论”上，无疑忽略了对“国民性”知识的构成——她把“国民性”视为一种话语构成，一种知识的建构，因而称“国民性”为“神话”，而又特别着力于“现代性”在这话语上所起的作用。通过跨语际阐释的操作，刘禾站在后殖民话语的位置，将“国民性”置于“知识论”的论述上。围绕着“国民性批判”的众声，不论将“国民性”认为一种“超然性”的“本质”，或将之视为一种“殖民话语”（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在晚清的提出，以及在民初的批判，其目的性都只是一个，朝向一个现代化国族的建立，喧哗中已然形成了一种知识的生产，与胡适等人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从新语文→新文化→新身体→新国体的取径，若合符节。[13]

透过留学[14]、旅游[15]、印刷[16]等传播活动，中国的国民性论述影响台湾是必然的，本文所观照的问题却并不是中国的国民性论述对台湾有多大的影响，而是台湾人如何思考自身国民性中的汉族成分？他们与中国有着血缘上的同种、文化上的同文、对汉族生活习惯的承袭，更有着身在殖民地为日本帝国国民的压抑，与对进步现代性的憧憬，由是如何对国民身体产生不同角度批判、追求与驯服，交织成何种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