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是一个时间标记，随着不舍昼夜的时间之流，它总会来到跟前。《联合文学》在1997年7月——香港政权移交的日子——组织了一个题为《回归？回忆？——香港的昨日与明天》的特辑。编者在特辑的前言说：

资本主义挂帅的香港、忙碌的香港、霓虹招牌光闪闪的香港、处处名牌的香港，这所有一切的表相和内里，都将成为“回归”的一部分，抑或是“回忆”的一部分？从香港学者到大陆摇滚乐手崔健就在此际声声问着我们是要默默地伤感地度过那一天，抑或轻松的简单地超越那一天。[38]

“回归”是合浦珠还？破镜重圆？“回忆”是如雾如电？如镜中象、水中月？当“未来”的不可知延宕了十多年，日子快要来临了，在台湾《联合文学》这个专辑发言的有四名香港读文学的学人。他们的文题分别是：王宏志《历史·国籍·回归》；李小良《香港/中国——权力关系的想象》；陈国球《感伤的教育——香港、现代文学，与我》；陈清侨《过渡情荒》。

据知这几篇文章的作者在撰稿前并无协商，台湾编者也没有任何提示或要求；于是，作者们各自意兴感发，各照隅隙。王宏志《历史·国籍·回归》要问：

血浓于水。香港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为什么我们在念中国历史时，香港是如此不重要？为什么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和文学史里同样没有香港的踪影？为什么自“前清”以来，大陆文人学者对香港的论述又何其怨毒？[39]

这是呵壁问天的举措，问世道、问人情。

陈国球《感伤的教育——香港、现代文学，与我》也感伤怀旧：

香港，我们的一代，就是这么一个失去自己身世的孤儿。现在又见老父辈来教我们认祖归宗；我们的记忆，或许于大家族中话聚天伦时，不无少补；我们的失忆，正好把这段野外求生的经历忘掉。[40]

分明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李小良《香港/中国——权力关系的想象》却抱此关怀：

所谓边缘跟中心论述的对抗，重点之一是在中心所界定的国族身份和权力架构之外重新再思，但不是要取代中心位置，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中心，而是……“搬动中心”，变成“多个中心”。[41]

这是乐观奋进，相信政治权柄有力学物理可以调整转向。

陈清侨《过渡情荒》更摇荡性情：

今天，我们目送八九民运在后，眼见九七过渡于当前，左翻右滚，总不知梦去何方，他日安生何在。目下，呼喊之声已然沉寂，亢奋与激情难再，香港人且抱过渡竟生的在地心情，投身世事，手挽人生。[42]

这是行吟泽畔，看江水之汩汩。

王、李、陈等，同属一代的香港知识人，在迎向大时代变动时他们选择在台湾（或者香港以外其他地区）的刊物上宣露心声，究竟有何意义？是否相信“香港”的意义不应限定在“本地”流通，“香港”的意义要在一个更广袤的地图上显现？台湾的文学杂志，又为何有兴趣构筑一个场地让他们发泄牢愁？

这几篇文章自成一组，《联合文学》的编者看来并无任何参与。然而，我们看到这个特辑在四名港人的文章后，附录了一篇似乎毫无关联的《国父于香港大学演讲纪略》。这篇“附录”，与编者所撰前言，前堵后围，好像把四篇港人的文章置放在博物馆一个展览箱之内。

前言把“过渡”的方式，列成“默默的伤感的度过”和“轻松的简单的超越”两个选项；于是，多少浓情怨愤，不外是众多的选项之一，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审视。至于后面的“附录”，就把建立共和国的孙中山对香港的品评重揭于读者眼前，孙先生于1923年2月2日在这所“殖民地大学”演讲，他说：

从前人人问我，你在何处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系从香港得来。回忆卅年前，在香港读书，功课完后，每出外游行，见得本港卫生与风俗，无一不好……由此想到香港地方与内地之比较，因香港地方开埠不过七八十年，而内地已数千年，何以香港归英国掌管即布置得如许妥当？……

现时香港有六十余万人，皆享安乐，亦无非有良好之政府耳，深愿各学生，在本港读书，即以西人为榜样，以香港为模范，将来返祖国，建设一良好之政府，吾人之责任方完，吾人之希望方达。极望诸生勉之。[43]

特辑内这一段国父的话，把“1997的香港”需要思索的种种关键枢纽，布置入历史和政治构建的框架内。当我们知悉四名发言人其实都是香港大学的毕业生时，更会觉得编者这个安排之恰切，尤其国父的演讲场所，就是他们应考大学毕业试的礼堂。

经此排比铺垫，特辑的主体内容就不再是纯粹几声哀鸣，而可从文化政治史的角度去理解和感受。准此而言，在台湾检视“香港文学”，应该可以超越好奇玩赏，而参之历史、政治和文化，观微以知著。了解台湾如何观察“香港文学”同时也会增加香港的自我认知，有助省思往后的去向。

[1]鲁迅：《略谈香港》，《而已集》；《再谈香港》，《而已集》；《述香港恭祝圣诞》，《三闲集》；载《鲁迅全集》第3卷，第427—437、535—542页；第4卷，第51—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适夷：《香港的忧郁》，《星岛日报》，《星座》1938年11月17日第109期。

[3]胡耐安：《香港走笔》，《香港三笔》，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4页。

[4]尉天骢：《殖民地的中国人该写些什么？——为香港〈罗盘〉诗刊而作》，《夏潮》1978 年10月第5卷第4期，第71页。

[5]本文所谓“地方”与“空间”的观念对照，主要借用段义孚的论述，见Yi-Fu Tuan，S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7）。

[6]刘以鬯：《三十年来香港与台湾在文学上的相互联系》，《见虾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84页。

[7]郑树森：《1997年前香港在海峡两岸间的文化中介》、《五、六○年代的香港新诗》，载《纵目传声》，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227—254、255—268页，《东西冷战、左右对垒、香港文学》，载冯品佳主编《通识人文十一讲》，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版，第165—172页；杨宗翰：《台湾〈现代诗〉上的香港声音——马朗、贝娜苔、昆南》，《创世纪》2003年（9月）第136期，第140—148页；王梅香：《肃杀岁月的美丽/美力？战后美援文化与五、六○年代反共文学、现代主义思潮发展之关系》，台南成功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吴佳馨：《1950年代台港现代文学系统关系之研究：以林以亮、夏济安、叶维廉为例》，新竹：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8]见《现代诗》1957年8月第19期，第43页；以及《编辑后记》，《文艺新潮》1957年8月第1卷第12期，第51页。

[9]参考张默《〈创世纪〉大事记（1954—1970）》，《现代文学》1972年3月第46期，第123—135页；陈国球《香港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运动与李英豪的文学批评》，《中外文学》2006年3月第34卷第10期，第19页。

[10]痖弦、张默主编：《六十年代诗选》，高雄：大业书店1961版，第110页。

[11]张默、洛夫、痖弦又编成《七十年代诗选》，高雄：大业书店1967年版；1971年再版，第237页。(www.daowen.com)

[12]见郑臻主编《愤怒的与孤寂的》（台北：环宇出版社1972年版），“作者简介”，第1—3页。当中对郑臻的介绍是：“本书编者。曾任《文学季刊》、《诗宗》等刊物编委及《大学杂志》文学部门编辑。《当代德国小说选》（与陈慧桦等合译）及论集《风向球——欧美文学新潮》（皆由环宇出版社出版）。”郑臻原名郑树森，1948年生于厦门，不久随家人移居香港，在香港完成中小学课程，再考入台湾政治大学，开始参与《大学杂志》等刊物的编辑工作，直到1971年底离开台湾，到美国加州大学攻读博士。

[13]罗香林《短篇小说选序》：“住在二十世纪的香港的人们，日常的生活，事物的接触，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学术和文化的陶融，自然和其他地方和其他时代的人们，多少有点分别。因此，现代住在香港的作家，或住在外地而与香港有文学因缘的作家，他们在香港书刊里发表的作品，自然就是足以反映二十世纪中期的香港社会和人生的。”载李辉英、黄思骋编《短篇小说选》，香港中国笔会，1968年，第1—2页；又参陈国球《“选学”与“香港”——香港小说选本初探》，《现代中文文学学报》2008年第8卷第2期/第9卷第1期，第81—98页。

[14]（编者不详）《香港青年作者近作选》，香港青年出版社1973年版。

[15]也斯、郑臻编：《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选》，台北：民众日报出版社1979年版。

[16]见黎海华整理《文艺座谈会：回顾前瞻话散文》，《文艺》1983年3月第5期，第34—50页。

[17]事实上，三个选本的作家颇有重复：《大拇指小说选》选自《大拇指周报》上发表的小说18篇，作者包括：蓬草、西西、凌冰、叶辉、梁秉钧、吴煦斌等；《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收录作品13篇，作者包括：绿骑士、也斯（2篇）、李国威、钟玲玲、吴煦斌、蓬草等；《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选》收录15人作品56篇，作者包括：温健骝、绿骑士、蓬草、也斯、李国威、钟玲玲、淮远等。

[18]也斯、范俊风编：《大拇指小说选》，台北：远景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

[19]也斯：《养龙人师门》，台北：民众日报出版社1979年版。

[20]尉天骢：《殖民地的中国人该写些什么？》，《夏潮》1978年10月第5卷第4期，第71页。

[21]马博良：《八十年代香港现代诗特辑·绪言》，《创世纪》1984年10月第65期，第84页；张默：《风雨前夕访马朗——从〈文艺新潮〉谈起》，《文讯》1985年10月第20期，第77—88页。

[22]马博良：《八十年代香港现代特辑·绪言》，第84页。

[23]萧萧：《〈创世纪〉风格与理论之演变——“新民族诗型”与“大中国诗观”之检讨》，《创世纪》1994年9月第100期，第45页。

[24]洛夫：《且领风骚三十年——代社论》，《创世纪》1984年10月第65期，第6—9页。

[25]张默：《风雨前夕访马朗》，第87页。

[26]参见陈国球《香港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运动与李英豪的文学批评》，第10—14页。

[27]秦贤次：《香港文学期刊沧桑录》，《文讯》第20期，第52—76页。作者在文末注明：“曾参考香港《文艺》第七期之《笔谈会——香港文艺期刊在文坛扮演的角色》专辑各文。”但本文所论范围比《笔谈会》广阔得多；参见《文艺杂志季刊》1983年第7期，第20—47页。

[28]编辑部：《香港作家在台出版文艺作品书目初编》，《文讯》第20期，第126—141页。

[29]刘绍铭：《香港文学的转生》，《文讯》第20期，第40—43页。

[30]李瑞腾：《写在“香港文学特辑”之前》，第19页。

[31]郑树森曾担任《联合文学》的总编辑。刊载此专号的第94期总编辑是郑愁予；郑树森列名编辑委员。

[32]初安民：《编辑室报告：香江故事》，《联合文学》1992年8月第94期，第6—7页。

[33]郑树森这篇《前言》后来改题《香港文学的界定》，收入《从现代到当代》，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

[34]郑树森《香港文学专号·前言》，《联合文学》1992年8月第94期，第17页；然而小思：（卢玮銮）在“论介”部分的《文学活动》一文，说：“以1972年作为本文叙述始点，则不能不先提及由香港大学学生会首办的‘青年文学奖’，它是把文学与社会关联起来的萌发点，对青年一辈爱好文学者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小思：《文学活动》，《联合文学》1992年8月第94期，第39页。两种说法各有依据，也各有其道理；只是编者作者之间，似乎未取得共识。

[35]郑树森：《谈四十年来香港文学的生存状态——殖民主义、冷战年代与边缘空间》；这篇论文后来收入邵玉铭、张宝琴、痖弦主编《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台北：联合文学1995年版，第50—58页。

[36]沈冬青：《观看·反省·无声的挣扎——虚构记忆城市的也斯》，《幼狮文艺》1994年6月第79卷第6期，第48—52页。

[37]李慈恩：《九七对话》，《幼狮文艺》1994年6月第79卷第6期，第44—46页。

[38]编者《回归？回忆？——香港的昨日与明天》，《联合文学》1997年第13卷第9期（总第153期），第36页。

[39]王宏志：《历史·国籍·回归》，《联合文学》1997年第13卷第9期（总第153期），第38页。

[40]陈国球：《感伤的教育——香港、现代文学，与我》，《联合文学》1997年第13卷第9期（总第153期），第46页。

[41]李小良：《香港/中国——权力关系的想象》，《联合文学》1997年第13卷第9期（总第153期），第41—42页。

[42]陈清侨：《过渡情荒》，《联合文学》1997年第13卷第9期（总第153期），第48页。

[43]《国父于香港大学演讲纪略》，《联合文学》1997年第13卷第9期（总第153期），第50—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