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0年代期刊专辑

香港的“本土”意识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成型。事实上，以“香港”来命名在地的文学活动与成品，亦始见于此一年代。这应该是也斯和郑臻编辑“香港青年作家”小说和散文的背景，可是这两个选本在台湾当时的反映，却说明了“文学香港”的意义还未能在彼岸有正面的显示。到了80年代，两岸三地的人民虽然各自仍然过着“非战时期”的生活，但在政治和社会文化上却都处于风起云涌的时期。大陆地区因开放政策带来的新一波的“启蒙”，而台湾政治演变驱使政府正式解除自1949年以来实行的“戒严令”。至于一直在殖民统治保护伞下免受大陆政治浪潮冲击的香港，却因为中英政府谈判而至商定此地的未来归属，开始要思考前途的问题。同属华语地区的三地，各有其现实的理据，去关心域内与境外的关联。在这个大背景底下，台湾文坛曾经对“香港文学”作过细意的观察。

1984年10月《创世纪》“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号”中，有马博良编的一个“八十年代香港现代诗特辑”，收录了西西、李维陵、何福仁、吴煦斌、金炳兴、俞风、马博良、草川、康夫、黄德伟、黄襄、梁秉钧、叶维廉、蔡炎培、戴天等的诗。马博良也就是《文艺新潮》的马朗，他远赴美国以后，一直与香港和台湾诗坛保持联系，这时他从三藩市回到香港，受邀组编这一个特辑。卷前有他撰写的《绪言》；加上他在次年接受《创世纪》编辑之一张默的访问，当中也有相当时间谈论这个“特辑”，从中我们可以明白其时马朗对香港文学的看法。[21]马朗一直在思考一种“香港特质”，或者香港的“地域性”，并试图梳理香港现代诗的传承谱系。马朗在《绪言》中对“香港特质”的解说实并不新鲜，也就是一般人随口可以数说的各种印象：“文化沙漠”和“机械文明”、“荒谬”和“奇异”、“资本社会风尚”和“遁世哲学”、“东西文化混杂”等，以及在这夹缝中所滋生的文化生产如“新浪潮”电影、粤语流行曲、摄影和美术、报刊、舞台技术……重要的是他在访谈中所提到的，对这些特质的依恋怀想的“归属感”。因为这一种“感觉”、“感情”，于是马朗感到自己“和香港的现代诗一脉相通，始终有很深的连贯”；同样，已然离开香港的李维陵、贝娜苔、叶维廉等，“在感情上、精神上，仍然和香港有所联系”，都可以“归属于香港现代诗的一派”。换句话说，当这个“空间”变成“地方”，当香港此一地理“空间”的物质的、感官的、精神的、文化的诸般色相，融化成“地方感”而蕴藏在作品之中，“香港文学”就悠然而生，无论这些作品的创制者长居香港还是飘零远方。这就是马朗所努力解说的，由“归属感”显现出来的“香港的地域性的特质”。

马朗又以香港现代诗前驱的身份，回溯50年代以还的发展历程，以《文艺新潮》、《好望角》，到《八方》、《大拇指》、《素叶文学》等文艺刊物为坐标，梳理出香港的现代诗谱系，又感慨一直没有一本反映香港诗歌发展的选本；这也是当时在当地文化人忧虑“香港”或将消失于未来时，试图向“历史”的象征世界寻求慰藉的同一想法。马朗在《八十年代香港现代特辑·绪言》中，更表明他对香港现代诗的承担，有所期待：

风雨如晦的香港，排山倒海的浪涛又要席卷而来了，是则，这些香港现代诗又岂仅是意味着新现代主义而已，而香港现代诗作者的角色也并不那样简单的吧。[22]

这是马朗作为“香港文学中人”，透过台湾的报刊展示他的思考。

然而，我们或可以追问，台湾读者，或者说台湾的文学界，其关注点又在哪里？《创世纪》诗社同人想到在“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号”中加入这个“香港现代诗特辑”，其意义何在？我们翻检当年的《创世纪》，可见纪念号前一期的第64期，有“中国大陆朦胧诗特辑”；往后两期第67期，有“大陆诗人作品专辑”。参考萧萧发表在《创世纪》“创刊四十周年纪念号”的论文——《〈创世纪〉风格与理论之演变》——的分析，我们知道当时台湾“戒严令”有所松动，民众到大陆探亲络绎于途，而《创世纪》也开始向“大中国诗观”迈进；[23]“香港现代诗特辑”有可能是服从于这种“大中国诗观”之下的支流。

但这种理解可能只得其一端，我们应该再参看洛夫在《创世纪》“三十周年专号”的《且领风骚三十年——代社论》中的讲法。洛夫在此重申“在广义的人文主义基础上创造纯粹文学”的主张，反驳“脱离现实”、“逃避现实”的指控。“现实”在当时台湾政治氛围中，一方面是指目下的本土政治及社会生活；另一是方面指向“解严”前后需要重新认识的中国内地，包括其迥异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寄托带来的诸种想象。洛夫认为对“外在现实”的平面描述是不足取的，而“诗人对生存空间所产生的独特感受与思考，以及超越现实表层而获致的一种形上的醒悟”，才是值得探索的“内在现实”。[24]马朗等香港诗人的现代主义风格，曾经影响一代《创世纪》诗人的诗学方向；重温旧交情谊，以他山之石攻玉，应有助于超越狭隘的“现实观”的探索。回头再看《风雨前夕访马朗》一文张默的提问重点，我们可以推见这些《创世纪》诗人的关怀所在。张默的问题分两部分，一是关于《文艺新潮》的历史，另一是关于“香港现代诗”的过去与现在。在第一部分提问中，张默这样形容他记忆中的这本香港刊物：

现在台湾五十岁以上搞文学的朋友，大家都知道你卅年前在香港创办的《文艺新潮》杂志，当时的确气势非凡，令人刮目相看，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力。[25]

看来《文艺新潮》在台湾的影响，实在不亚于在香港本地。至于第二部分的问答，则聚焦于香港现代诗的“地域性特质”，以及香港将面临的“大转变”与这“特质”的存灭的可能对应关系。“香港”还会是“香港”吗？“本土性”与其相关的“地域感”，于80年代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都成为一时惊觉的“身份认同”的疑问。马朗所开启的“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本就饱含政治的意味，[26]他编这个特辑时，也采录了戴天《一九九七断想》与自己的和诗《尖沙东的黄昏》，以及西西《一枚鲜黄色的亮丽菌》与蔡炎培《玫瑰与刺青》等，分明展示了香港诗人对历史与未来的究诘。香港的现代诗如何呼应香港的“现实”，或许不无《创世纪》诗人所可借鉴之处。

《创世纪》“香港特辑”之后一年，台湾的《文讯》月刊由李瑞腾策划了又一个“香港文学特辑”。这个特辑共123页，其内容大致可分四类：

（1）香港文学印象。

（2）香港文艺刊物介绍。

（3）香港文艺团体与文艺活动介绍。

（4）香港作家在台出版文艺作品书目。

本辑的主要特色是当中的台湾视野和观点。策划人李瑞腾《写在“香港文学特辑”之前》一文析述了时人对香港和香港文学的认知；例如历史上香港如何由“荒岛”经殖民统治而变化成“开放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香港在中文报业的前驱地位、香港文学在1949年以前因内地作家南来而得滋养，以至1949年后“真正开始拥有独自发展的条件”等。李瑞腾又讲到台港两地的文学互动，指出：“台湾文学整体而言，对香港文学有积极的影响”，而香港作家又“直接或间接丰富了在台湾的现代文学”。可是，这个特辑并没有深入探究台港的相互影响，而主要是为台湾一般读者介绍“香港文学”，希望“能引起文艺界的朋友对于香港文学的关心与注意，更进而做比较深入的研究”。

事实上，如此用心而且有规模地介绍香港文学，《文讯》特辑还是台湾文学界的第一次。它的性质和意义与此前的《现代诗》和《创世纪》现代诗人特辑，以至《六十年代诗选》、《七十年代诗选》收编香港诗人诗作完全不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讯》特辑当中各篇论述、访问以至相关资料的整理，执笔者主要都是来自台湾；即使作者如刘绍铭、余玉书、岳骞等当时的居住地并不在台湾境内，但都与台湾关系密切。因此，这个特辑的观点和立场明显是从台湾出发的。其中“香港文学印象”的系列短文，主要出自台湾的老一辈作家如穆中南、郭嗣汾、魏子云等，内容多涉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流通港台的出版物，如《亚洲画报》、《祖国周刊》、《今日世界》等，也谈到当时两地的文学奖项、反共文学、难民文学、美援文化等，对我们了解这一段台湾和香港的文学史有相当帮助。

至于特辑内有关香港文艺刊物、文艺团体与活动的介绍，资讯范围较广，既有当时“正在盛年”，而今天“已成陈迹”的刊物如《开卷》、《素叶文学》、《文艺杂志》、《八方》等，也回溯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世界》，70年代的《诗风》等；选样都见眼光。其中秦贤次《香港文学期刊沧桑录》一文更是沿波讨源，因枝振叶的精心制作，从《伴侣》、《红豆》等二三十年代的刊物，一直谈到1985年刚创刊的《香港文学》月刊，无论在香港或是台湾，都是前所罕见的重要论述。[27]刊物介绍部分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就是上文引述的张默《风雨前夕访马朗》一文，让已成香港文学史神话的马朗和他的《文艺新潮》之意义有更清晰的呈现。

此外，《文讯》以“编辑部”名义编成的《香港作家在台出版文艺作品书目初编》也是极重要的资料整理。[28]香港文学由于没有政府的扶持（或者“干预”），而且阅读人口较少，出版市场并不兴旺，不少文学作品或相关论著在台湾出版，才能赢得更多的读者；而作家们往往得助于台湾文学体制的认可，再把声誉带回香港。特辑中有刘绍铭《香港文学的转生》一文，就讨论到这一个现象。[29]因此这个书目不单对港台文学交流的了解有所帮助，更是香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李瑞腾《写在“香港文学特辑”之前》说：(www.daowen.com)

对于香港文学，我们所知毕竟有限，文学界也一直不是很关心，当然更谈不上研究了……不过，即连香港本地对于香港文学的研究，也是最近几年才热闹起来的，所以我们认为，从现在起关切起香港文学，为时并不晚。[30]

李瑞腾之言是有道理的，过往香港学界对“香港文学”的关注之不足，实在令人汗颜。在此情况下，港人若能多了解台湾如何接受“香港文学”，绝对有助于进一步的自我认知。

（二）90年代的期刊特辑

迈入20世纪90年代，香港的1997回归迫在眉睫，世人纷纷投以好奇的目光；各种讨论“香港”的著述在世界各地涌现。值此机缘，“香港文学”也受到青睐，容易成为议论的对象。台湾文学界对此亦有相当热烈的反应，我们选取两个比较有规模的专辑作为讨论的依据。

1992年《联合文学》第94期请到与该刊关系颇深的郑树森主编一个专号。[31]杂志的执行主编初安民在题为《香江故事》的“编辑室报告”中说：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香港。

我们对香港的了解，多半是浮光掠影，片断杂凑出来的印象而已，除此之外，在我们有意无意的忽略中，除了港片等大众文化工业，带来一阵魅力旋风外，香港就是印象中的殖民地。

我们真的不曾真正用心去了解过香港。不曾了解在中国近代史，甚或现代史中，占有着重要位置的香港。……

由郑树森教授策划的此一专号，相当程度地勾勒出香港文学的风貌，我们相信，通过本期的介绍，势必会更能认识香港的丰腴，了解香港的欢乐与泪水。[32]

初安民的讲法说明了“香港”在台湾受众心目中的形象，直到90年代，主要还是电影、电视剧集、流行曲等大众文化，以至模糊的“殖民地”印象。“香港”是否可以具有更深刻的意义？似乎只是少数人的悬想。《联合文学》的“香港文学专号”是因应这个不足而作补充的一个尝试。

这个专号由郑树森策划，是一个作品与论述兼顾的特辑；内容包括郑树森的《前言》，以下再分“论介”及创作的“小说”、“诗”、“散文”三种文体类型的作品，末附《作者简介》。郑树森在《前言》先为“香港文学”作一定义，划定其周界。[33]紧接的“论介”以《近20年的香港文学》为总题；据郑树森的解释：“‘近二十年’，是以影响深远的香港《中国学生周报》在1973年的停刊为分水岭。”[34]当中收入黄继持、俞风、梁锡华、许迪锵、卢伟力、陈辉扬、李焯雄、梅子、洛枫、小思等，就近20年的香港的小说、诗、散文、戏剧、专栏、流行文学、南来作家、文艺刊物、文学活动等不同议题，作出简短的评介。作者都是香港的文学研究者或者出版编辑，对相关活动应该有相当的认识。

创作展示部分限于三种文体类型，而以80年代发表的作品为范畴：小说选录刘以鬯、西西、也斯、钟玲玲、辛其氏、黄碧云、钟伟民、余非等作品共11篇：诗选入戴天、古苍梧、关梦南、何福仁、王良和等作品7篇；散文收小思、杜杜、李国威、吴煦斌、淮远、叶辉、游静等作品10篇。郑树森说明是以“狭义的香港文学”为限，其血脉传承，看来离不开《中国学生周报》、《大拇指周报》，以至《素叶文学》的系统。

两年后，1994年，台湾另一本有历史的杂志《幼狮文艺》刊载“1997与香港文学专辑”。在没有具名的前言中，引用了郑树森于1993年12月在台湾举行的“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发表的论文要点，[35]以说明香港过去的“生存状态”，再以《幼狮文艺》记者近期采访郑氏的整理稿——题作《香港文学·殖民地文学·香港九七以后》，以为这个专辑的开端。其下主要部分是《幼狮文艺》的编辑和记者从台湾亲临香港或者以电话访问香港文学界和学术界的记录；分别是“本刊记者”《小记〈素叶文学〉与〈香港文学〉》，访问许迪锵（按：原文“迪”误作“狄”）和刘以鬯；李慈恩《九七对话》，访问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周英雄、黄继持、卢玮銮、王建元；沈冬青《观看·反省·无声的挣扎——虚构记忆城市的也斯》；沈冬青《香江过客半生缘——施叔青和她的香港》；孟萍《新移民作家的心路历程——访问颜纯钩先生》。此外，专辑还收入黄维梁《香港式杂文》、“香港制造”课程小组《香港制造：文化研究》、黎活仁《香港文坛近况——1994上半年》。这三篇应是约请香港学界撰写的短稿。当时黄维梁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一向主张报刊上的杂文应列入香港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内；黎活仁任教于香港大学，而“香港制造”则是陈清侨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所筹设的课程。另外有两篇《香港书肆报导》，分别介绍青文书屋和三联书店。

对照两个专辑，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认知态度和认识方法。《联合文学》的“香港文学专号”是在台湾文化空间架设了一个舞台，让“有代表性”的香港声音上台表演。大概因为杂志的总编对“专号”的主持者有绝对信心，除了执行主编的开场白以外，我们再看不到台湾的观照立场。故所以这“专号”实在是“香港文学”的走埠登台。创作部分固然就是原样呈现，问题只是选样是否得当，这包括人选和作品选例；细观之，这些选样大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在作品以外的12篇“论介”，照顾了小说、诗、散文、戏剧等传统文学体裁，补充以可凸显香港特色的形式或者风格类别如“专栏”与“流行文学”、重要的议题如“南来作家”的现象，再加上文艺刊物和文学活动的介绍，辅以《二十年香港文艺活动表》，整个专号看来就像一次集体书写“香港七八十年代文学史”的演练。事实上，七八十年代是“香港本土意识”在更广阔的国际形势下滋养成长的时期，“香港文学”在这个过程有何表现，极具文学史以至文化政治史的意义；而90年代是“香港文学史书写”讨论最热烈（却从无/无从实践）的时候。另一方面，台湾同时也经历“认同”意识遭逢强烈震荡的时刻，香港文学如何于“国际化”与“本地化”两个方向之间取径，对台湾的文化思考不无一点参考价值。只可惜这多篇“论介”的水平参差不齐；个别文章只是简单意念的宣示，既无历史意识，也没有施以具体事例，香港以外的读者尤其难以得其要领。

至于《幼狮文艺》的“1997与香港文学”则以“未来的可能（忧虑）”作主题。这种对“未来”的忧虑甚至恐惧，在90年代的两岸三地之中，可能是香港所独有。因为海峡两岸的“未来”空间，是有待开发的未知，是宽广的；而香港，则是未知的“未来”，却以囚笼的幻象出现，教人苦思如何脱困。台湾读者对香港的景况大概也有许多猜想，于是《幼狮文艺》这个专辑的主体，就以其时事追访的方式呈现。相对于《联合文学》的专号，我以为这是更加进取的。例如沈冬青访问也斯的《观看·反省·无声的挣扎》一篇，有这样的讲法：

讲起香港的种种，我们好奇的是香港文艺活动的空间究竟有多少，九七的历史命运对它的影响层面，却意外发现香港零零星星地存在着也斯这种“自有其不同对抗商业文化的方式”，渊源有自，涓涓成流。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自己所处小岛的尴尬，也急于要弄清楚生活所在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观看和反省并不是因为九七的迫近才陡然出现，挣扎和抗拒也早就存在这里那里一些有心人的工作中。……记忆与观省，或许就是他们对抗种种巨大力量的方法吧！[36]

以“问题—回应”的方式探索，比起专意聆听，发现会更多，也揭示了更多的可能。比方说，香港文学人有多少种面对“未来”的态度和方法，不是很值得借以为鉴吗？再看李慈恩《九七对话》，从卢玮銮身上看到另一种“结构感情”的方式：

对于香港，不论是写作或者是学术研究，她处处表现出土生土长的人对这块土地的感情。……面对数不清的历史疑问，她仍有最明礭的答案：“应该高兴，这块宽容的土地，百多年来，它一次又一次包容了无数等待明天的人。”[37]

透过主动的闻问，可以修正一些遥观远望的想当然，可以看到更深邃的历史；可以感发同情之理解，可以见到更宽广的天地。这个专辑可议之处，是思见范围的有限；尤其访谈稿以外的几篇，几乎都是率尔操觚之作，虽则撰文者都是“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