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六十年代诗人、诗学的交流

“香港”的“地方”（place）意义，[5]在1949年国共战争带来的中国政局变化中最容易为人感知。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个大变动的过程中，随国府到台的军民有百多万，香港人口亦大增；其中文化人因为各种原因——包括政治信念之差异和对前路的取舍，选择了不同方向的迁徙流动。自50年代开始，因为世界政治势力的组合变化，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与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陆地区之间，区隔比较明显；反而和台湾的交往，屏障相对稍为少一些。港台的文学交流，尤其五六十年代，对两地的文学发展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本身从上海移居香港，以后成为香港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刘以鬯，曾据亲身经历写成《三十年来香港与台湾在文学上的相互联系》，对此有相当详实的记叙。[6]往后郑树森、杨宗翰、王梅香、吴佳馨等续有补充。[7]这些论述对我们思索相关问题都很有帮助。

50年代的港台文学之间最见互动痕迹的是“现代主义”诗学的流播。例如马朗在香港主持的《文艺新潮》与纪弦在台湾编的《现代诗》，就有紧密的联系。《文艺新潮》　（1956.3—1959.5）曾在第1卷第9期（1957.2）刊载“台湾现代派新锐诗人作品辑”，收入：林泠《秋泛之辑》、黄荷生《羊齿秩序》、薛柏谷《秋日薄暮一辑》、罗行《季感诗》、罗马（商禽）《溺酒的天使》等诗；又在第1卷第12期（1957.8）刊出“台湾现代派诗人作品第二辑”，收录：林亨泰《二倍距离外二章》、于而《消息外一首》、季红《树外两贴》、秀陶《雨中一辑》、流沙《碟形的海洋及其他》等诗。与此相呼应的是《现代诗》第19期的“香港现代派诗人作品辑”，当中包括马朗《鸟居杂咏》、贝娜苔《香港浮雕》、李维陵《秘密外一章》、昆南《诗两篇》、卢因《追寻及其他》等诗。此外，两刊还有刊载两地作者其他作品和翻译，而“现代诗社”又是《文艺新潮》在台的总经销。[8]延续这种文坛交往的显著例子还可见于叶维廉、昆南、李英豪在香港办的《好望角》与台湾洛夫、张默、痖弦创办的《创世纪》诗刊。两刊的作者群常有重叠；李英豪更被邀任《创世纪》的编辑委员。[9]

台湾出版的诗选正式收入香港诗人作品者，也首见于1961年出版、由痖弦和张默主编的《六十年代诗选》，当中有马朗《焚琴的浪子》等8首和昆南长诗《丧钟》（节录），以及已从香港到台湾师范大学留学的叶维廉《赋格》其一至其三和《逸》。数年之后，张默、洛夫、痖弦又编成《七十年代诗选》，当中亦有收入叶维廉、戴天、马觉、翱翱（张错）、蔡炎培等“香港”诗人的作品。这两个诗选对香港诗人的介绍，可说别有会心。例如《六十年代诗选》论昆南说：

由早年的愤怒到咒骂到冷漠到认可其存在面的价值，昆南的文学经验与教育在“净化之炉”香港的焚烧之下是相当痛苦而深长的。[10]

《七十年代诗选》编者介绍蔡炎培说：

蔡炎培是侨居香港的青年知识分子。……他的诗，情感丰富极了，每一句，每一段，他把炽热的情感铺陈得多么匀贴！那是一个现代中国青年，在饱受离乱之苦后所展示的心意，啊！那颗心是多么渴望一种和平与安定。[11]

这两段编者的话，大概是当时台湾视野的反映。香港的诗人，可以被容纳于一个想象的“中国”，这时“香港”指向一个“侨居”的空间；香港又可以是“净化之炉”把诗人的“现代”意义锻炼成型。事实上，“现代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想象，对“香港”概念之建立，同时具有正反的作用。

至于不限于新诗的台湾文学选本而收入香港作家者，就以1972年郑臻编的《愤怒的与孤寂的》最值得注意。这个选本以《大学杂志》所载的文学作品为主，当中收有也斯的散文，绿骑士、翱翱的小说，温健骝、袁则难、叶维廉的诗。在《作者简介》部分，也见到几种不同的方式介绍这些作家的身份归属。如也斯是“香港诗人”，袁则难是“现肄业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香港诗人”，绿骑士则是“旅居香港的女作家”、温健骝是“毕业于政治大学的香港侨生”。如果这些判断出诸主编，则可以见到当时郑臻的身份认同颇具“流动性”，其自我介绍更完全不提香港。[12]

（二）70年代台湾出现的香港文学选本(www.daowen.com)

我在《“选学”与“香港”——香港小说选本初探》一文曾讨论过各种香港文学选本中的“香港”意义，文中指出1968年由香港中国笔会出版的《短篇小说选》，其序言（由笔会会长罗香林执笔）曾揭示出一种以“香港”范围定周界的意识；[13]然而正式在书题上标明“香港”二字的选本，最早可能是1973年香港青年出版社出版、由香港左翼文化人吴其敏撰写《后记》的《香港青年作者近作选》。[14]其次就是1979年在台湾民众日报出版社出版，也斯和郑臻合编的《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和《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选》。[15]据编者之一的也斯说，这两个“香港青年作家”的选本初稿送到台湾出版社后，搁置了几年，后来突然印出，没有让编者写后记、定稿和校对。[16]也斯另外又与范俊风编了一本《大拇指小说选》，也在台湾出版。从出版的年份来看，《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和《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选》虽然较迟，但其编成应较1978年出版的《大拇指小说选》为先。也斯在《大拇指小说选》的序文中说明他期望以此“作为香港本地作者的一个结集”，可以推想这里的编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在编选两个“香港青年作家”选本的想法。[17]也斯又说：

我们在这些不同类的作品中，看见当前香港小说作者不同的面貌和可能。……〔他们〕同样是生活在香港的现实之中，并正设法寻觅一个适合自己的表达对这现实的看法。[18]

由此见到也斯的关注点有二：一是“香港”作为生活中的“现实”；另一是香港作者“表达现实”的方法。

《香港青年作家小说选》和《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选》书后同样附录了也斯一篇《影印机与神话》；然而，也斯这篇文章本是为他的小说集《养龙人师门》而写的《后记》。[19]出版社把三本书同时出版，不分皂白都附载此文于其中。这种草率态度，或者可以反映了一种对“香港文学”的看法。他们还为这两个选本的封底，撰写了这样的话：

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我们不信这个邪，我们硬从文化沙漠里找出来一些散文、一些小说，让大家来试试这些仙人掌的刺扎不扎手，这些仙人掌的花美不美丽！这是一群香港青年作家在“那种”地方，在“那种”文化背景写出来的那种带花带刺的作品选集，你还敢说香港是文化沙漠？

这段文字沿用了“香港是文化沙漠”的陈词滥调。所谓“‘那种’地方”、“‘那种’文化背景”，正是一种对异域由凝视到幻设的态度。“来试试”这些“仙人掌的刺扎不扎手”、“仙人掌的花美不美丽”，好比游客采购纪念品时的想法。当然这种思维不应是选集原来的编者（也斯和郑臻）所有，但可以凭此理解“香港”作为一个符号，一旦交付于好奇赏异者之手，很容易成为把玩之物，按自己的想象随意放大缩小甚至扭曲。差不多同时期议论香港的尉天骢，批评香港诗人：

用一整页的篇幅去讨论散文中该不该多用引号，在忘却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卖弄廉价的乡愁……[20]

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冷眼旁观、居高临下的姿态则一，香港人如何感受“现实”？为何以这样的方式感应“现实”？似乎不在关怀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