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的梳理和考察，我们发现：民间话语在现代中国文学实践中意义和地位十分特殊，并与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许多重大的、复杂的问题（如思想启蒙、大众革命、民族国家等）均紧密关联。今天，在复杂的现代中国文学语境中，我们要审视和考察民间话语就必须认识到：

首先，民间话语的复杂性。

民间，源于本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与变迁中，民间又充分借鉴和融合了西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的一些理念价值。因而，在使用中，民间话语就逐渐成为了一个内涵十分模糊而又相当开放、所指不够明确而能指无限丰富的概念。按照英国文化理论学者雷蒙·威廉斯的观点，我们要考察像“民间”话语这样的概念，就应回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对其“风貌”和“意涵”进行考察、质询、探讨与呈现，既要看到过去与现在的关联，也要看到其变异、断裂乃至冲突，等等。[21]

在现代中国的不同时期、不同层面，文学实践出于各自不同的话语言说需要，都或多或少地从“民间”借鉴各自所需要的话语资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间话语言说。在五四新文学的生成与建构中，民间话语的言说主要侧重于民间话语的反传统意识和思想启蒙精神，强调的是民间在审美情趣、语言体式、思想内容等方面给予新文学的意义；在现代中国的“文艺大众化”实践中，民间话语的言说则主要侧重于民间话语的社会革命指向，强调的是民间在现代中国文学社会化、革命化、大众化走向中的重要作用；在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和建构中，民间话语言说侧重于民间话语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强调的是民间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意识形态诉求和政治文化规训中的意义。此外，不同的民间话语论者，对民间话语的借用和表现也不一样。刘半农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发掘民间的审美意蕴，看重的是民间性情的真实自然、民间语言的清新活泼、民间形式的自由活泼等。正因为如此，刘半农对民间是积极拥抱的。而鲁迅则不一样，他是通过民间话语来挖掘其背后潜隐的思想文化意蕴，考察的是乡土中国的现状以及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他对民间的情感是复杂的，既“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而李大钊、毛泽东等则主要是从社会革命运动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看重的是民间作为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层面，在社会政治革命运动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以及所产生的革命性效果等等。他们对民间则主要是借用性、功能性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些不同时期、不同层面的民间话语言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放大、凸显和遮蔽的成分。随着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迁移和变化，民间话语呈现出更为繁复和多样的状态，这就给我们今天的民间话语分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因此，我们不能用静态的观点来看待民间话语，也不能只注重民间话语的某一个层面，我们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民间话语的有限性。

“民间”毕竟来自于“传统”，有许多封建文化的糟粕和落后因素混杂在里面，具有“藏污纳垢”性和“大杂烩”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民间话语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是相背离的。甚至有论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走向民间”即“意味着走向传统和丧失现代性”[22]。因而，我们不能为“大众”而“民间”，“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23]。另外，我们还不得不承认的是，民间的语言形式、技巧手段、审美意趣等都过于单一，也缺少变化。因此，民间话语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对此，朱自清、何其芳等都有过较多的思考。他们在谈及民间话语与新诗的关系时，都曾认为民间形式的表现力和影响力有限，都主张中国新诗有保留地借鉴和运用民间形式，而应更多地与世界接轨，走现代化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胡适当年谈及新文学时所发出的“提倡有心”而“创作无力”的感叹。[24]的确如此，现代中国文学虽从本土文化建设的角度充分论证了民间话语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也曾经积极推动过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实践，在“歌谣化”、“平民化”、“大众化”、“民间化”等方面作过可贵的尝试和探索，但从整体上看，所取得的成绩其实并不大，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倒不少。

总之，今天，我们在考察和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时，既要注意到民间话语的积极性因素，分析其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应该充分注意到民间话语的限度，看到其问题和弊端。任何对民间话语的过分拔高和过分贬抑，都不是我们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

[1]详见刘继林《“话语”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或社会实践——话语概念的知识学考察》，《烟台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2]陈思和文学史研究的“民间”理念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观点集中在《民间的沉浮——对抗战到文革文学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上海文学》1995年第10期）等论文中。

[3]余英时：《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130页。

[4]1934年，胡适在《逼上梁山》一文中，谈及自己五四文学革命为何选择以白话诗为突破口时，说是受梅光迪的影响和启发。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1页。

[5]这是胡适《白话文学史》所秉持的核心观点，既是对中国文学史规律的总结，同时更是胡适从学术的角度对新文学所作的合法性论证。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5页。

[6]《歌谣·发刊词》，《歌谣》（周刊）1922年12月17日第1号。

[7]胡适：《歌谣·复刊词》，《歌谣》（周刊）1936年4月4日第2卷第1期。

[8]李新宇：《“民间”：新的话题及其误区》，《走过荒原：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69页。

[9]鲁迅早在1913年2月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中就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提出“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义，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www.daowen.com)

[10]李大钊：《青年与农村》，《北京晨报》1919年2月20—23日。

[11]甘蜇仙：《到民间去》，《晨报副镌》1922年7月25日。

[12]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国青年》1923年11月17日第5期。

[13]云菱：《小平坛·（一）去向民间》，《诗》1922年3月15日第1卷第3号。

[14]刘半农：《瓦釜集·代自叙》，赵景深、杨扬：《半农诗歌集评》，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15]梁漱溟：《中国问题之解决》，《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8页。

[16]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2月1日第1卷第9期。

[17]李扬：《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119页。

[18]老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中苏文化月刊》1941年7月25日第9卷第1期。

[19]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21]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22]李新宇：《泥沼前的误导》，《文艺争鸣》1999年第3期。

[23]鲁迅：《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7页。

[24]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