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最初只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术语，指的是一个能完全独立存在的语言单位。20世纪以来，随着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特别是在巴赫金、福柯、费尔克拉夫等学者的作用下，“话语”进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批评领域，成为一个功能强大而意义无限丰富的术语。[1]在现代中国，本文所述的“民间”就是这样一个十分典型的话语关键词。

传统中国，“民间”一直只是一个普通、静态的社会学和民俗学概念，它主要指向乡土：一个原始自足、相对稳定的社会存在，既素朴自然、清新活泼，也鱼龙混杂、藏污纳垢。受传统雅/俗文化观念的影响，民间与上流社会、文人传统相对，一直处于被忽略、被贬抑、被遮蔽的状态，为“荐绅学士家所不道”，而“难登大雅之堂”。人们在使用“民间”这个概念时，其意涵基本呈现为负面的，理论阐释的空间也十分有限。

“民间”理论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现代发现，则源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启蒙和反传统的需要。晚清至五四，异质于主流文化传统的民间及其话语系统，被充分发掘出来，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除西方话语之外的另一种重要资源。五四文学革命的爆发、北大歌谣运动的开展、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直至建国后的民间文学研究等，都从本土的角度充分注意到新文学的民间话语资源。但20世纪90年代以前，学界对“民间”问题的探讨和言说大多都限于古代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领域，很少涉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www.daowen.com)

2世纪90年代初，陈思和在探讨“重写文学史”和进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研究时，创造性地提出了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和“民间价值取向”等概念，并将之应用到抗战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提供了一条除主流政治话语、思想启蒙话语之外的新文学史研究思路。[2]此后，在陈思和及相关学者的不断阐释和推演中，民间的意义涵蕴及学理价值得到不断拓展，成为了当代文学研究炙手可热的批评术语之一。新世纪以来，民间话语更是进入到社会公共生活的各个层面，几乎任何对象都能与民间交叉匹配，构成所谓的民间话语言说，诸如“民间文化”、“民间记忆”、“民间写作”、“民间影像”、“民间情怀”、“民间立场”、“民间形态”，等等。更有意思的是，在当下中国，任何主题只要与民间一挂钩，仿佛就能成为“热点”、“焦点”，而引起传媒和大众的注意。诗坛扰攘吵闹的民间写作热，《百家讲坛》栏目的民间国学热，全国上上下下热衷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热，各类民间“寻宝”、“鉴宝”活动，报刊媒体热衷的“民间影像”、“民间记忆”活动等。在现代传媒与学术批评的双重演绎和鼓噪下，“民间”俨然已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文化“真理”和学术“神话”，以致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视听，干扰了我们的判断。

这就需要我们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重新予以梳理和考察，但更需要我们用理性的头脑加以甄别和辨析。我们既要为“民间”袪魅，同时又要为“民间”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