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本朝

（西南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拥有扎实而稳健的学术传统，文学史的不断书写就是其例证。特别是文学史观念的反思与重构，更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自觉和发展。文学史观也就是如何看待文学、文学史以及文学史写作，是研究者持有的文学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如文学观，就需要回答文学是什么，尽管它是一个复杂而难以回答的问题，无论怎样去定义，都可能面对被质疑的危险。无论怎样，文学总是绕不开语言、审美和社会等元素。文学史也就是文学的历史，既是文学，又是历史，有其矛盾之处。如同韦勒克、沃伦所说：“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的吗？应当承认，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1]文学史需要将“文学”与“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文学的历史叙述和意义建构。文学史是对文学历史的叙述，既要与一般的政治史、哲学史或思想史区分开来，使之具有“文学”史的意味，同时又要与作家传记以及作品鉴赏有不同而成为文学“史”的研究。文学史既要注意到文学现象的独特性，又不能让历史过程仅仅变成连续发生的但却又互不关联的现象的堆积。近年流行文学编年史，显然是对现代历史叙述的反拨，特别是对叙述主义的背离，重新回到文学叙事，而不是以叙述取代叙事。编年史实是中国古代治史方法，以时间为经，将相关史料按发生的年月日顺序排列。便于了解历史的丰富性，特别是共时历史的并存与复杂。但它的不足之处在于同一历史事件被分散在不同的历史时间，不能集中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部过程，难以记载不能按年表编排的经济、文化、典章制度的详情。文学编年可以充分体现文学史实的丰富，但也容易造成不同时段、不同的具体文学现象之间逻辑联系的缺失，难以充分实现文学史之为“史”的品格。文学史的价值在于，能以独特的思路和史识对文学历史、文学现象有独特的发现。

近年来，学术界如王晓明、李欧梵、钱理群、孟繁华、杨洪承、韩毓海、罗岗、栾梅健和何言宏等学者，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问题进行过探索和研究，出版了一些成果，如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旷新年的《1928年的文学生产》（《读书》1997年第9期）和《1928年：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王晓明的《批评空间的开创：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倪伟的《“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活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杨洪承的《文学社群文化形态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栾梅健的《前工业文明与中国文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我个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还有博士论文的选题，至于单篇论文更是数以百计。由此可见，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体制）研究逐渐成为该领域的热点之一，“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就有写作的可能性。

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是19—20世纪之交在中国文学变革与西方文学理论传入之后而兴起的，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文学史——无论是通史还是分类专题史，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成为了中国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之初，借用西方纯文学观念，以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为正宗，而传统的文言笔记以及野史、杂史、政论等都进不了文学史。如《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中的选文，大多数也进不了文学史视野。古代是以文章作标准，而今人则以文学观念为尺度，对“文”的含义及其边界都有不同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也以西方文学观念为评价尺度，以新与旧的文学，现代与古代的文学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等观念，用“文艺思潮—作家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叙述模式展开文学历史的叙述。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大都被确定为新文学知识，由于历史进化论思维和社会转型时代的潜在制约，文学的“新”与“旧”（而不是美与丑）成为判断和解释文学的一条价值标准，传统文学被划为旧文学，解释者所面对的当下文学则属于新文学。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和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等对新文学的意义和现象做了历史的描述和美学的感受。由于解释者与对象的零距离，解释的新旧对比意图特别明显，解释过程有意识地凸现了中国现代文学所出现的新的意义和形式。同时，现代作家和评论家也对作家创作和文学现象进行了评论和研究，如鲁迅、周作人、茅盾、沈从文、李健吾、李长之、朱光潜、梁宗岱等的分析评价，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知识基础。值得特别重视的是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意义和作用，朱自清“最早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研究新文学的成果”[2]。

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知识进入到学科化和体制化阶段，受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现代文学的写作不但要对文学历史进行描述和还原，而且更要对它进行合理而合法的阐释。按约定俗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发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一段时期，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为了追溯现代革命的意义及其根源，新民主主义自然成为建立意识形态的历史中心，现代文学也作为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组成部分，相应也得到了崇高的学术地位。延续至今的大学中文系设置了七门基础课程，文学类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含当代）、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四门，它说明在知识意义和学科地位上它们是完全等值的，都属于文学门类之下的独立的二级学科，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宗独立的学科地位，并不依据知识本身的容量，而是依据知识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程度，或者说是知识与意识形态中心的远近距离。《新民主主义论》是一篇政治理论文献，它是毛泽东从现代政治革命角度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作出的科学论述，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他把现代社会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组成部分，政治和经济是社会的两大中心，决定着社会性质和特征，文化则是观念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或者说是政治、经济的意识形态，“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3]，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4]，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为描述现代文化知识提供了一条政治化的思路，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社会、政治眼光。有了这样的思路，新民主主义文学自然是现代文学的中心内容，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具有文学的阶级性、人民大众性和反帝反封建性。现代文学与现代革命保持了同步，文学知识也是革命知识。对作家作品和人物形象的分析取阶级立场，文学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以及为了反帝反封建而采用的大众化和口语化形式，由此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知识的政治化和主流化。1949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到大学教育体制，它的文学知识基本上是依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而建立起来的，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纲》，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六七十年代编写、出版的其他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唐弢主编的三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基本上是沿袭和提供了这样的文学知识。可以说，它们使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在价值论和方法论上第一次取得完全独立性和系统性的知识范式，建立了一套渗透有政治权力的现代文学知识，“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5]。现代文学知识借助权力化而被融入教育制度，实现了知识的传承并被社会化和普世化，对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也就顺利地完成了从观念到制度的知识转化。

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在搭上了现代革命和政治的快车驶入了学科独立和知识传承的快车道，得到了社会的普及和承认，文学成为解释现代革命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重要证据，社会读者在接受文学的历史知识的同时也自然接受着革命意识的教育和熏陶，尤其在文学知识借助了教育制度之后，更强化了文学知识的合法性，知识的背后是革命的正义、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黑暗，文学连同它的革命意义被高高突起，成为现代革命的寓言。知识与权力的结合也显露了它的不完善和局限性。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知识也就从这里起步了。从知识的反思到意义还原，从还原到学术整合，显示出现代文学知识的多元化趋势。

然而，纵观百年以来不断涌现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最为流行的是注重时间单向度的线性范式，而忽视文学生产及其方式的空间性。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提出“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6]。陈寅恪认为文学史应做到“时间先后”与“空间离合”的融合，是非常高明而中肯的，它对校正文学史写作的“文学思潮与作家作品”的单一线性模式的弊端，重构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文学史”应该以一种动态的、生长的观点来面对作家和作品，应在一个开阔的视野中去描述文学意义的展开，文学史既是文学作品的生成、演化与实现的历史，有文本的丰富存在，也有文学活动的展开和运作。文学制度史研究注重从文学活动、文学生产角度，重新审视一切文学现象、形态与规律，其意义远不止于文学的空间研究，而是扩大了中国文学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的重大变革，为其注入新的思路与活力。文学的制度研究是以文学生产研究为重心，它试图重新发现长期以来被忽视的文学生产空间，从文学生产过程重新阐释文学意义，直至重新建构一种时空并置而交融的文学史研究范式。这对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无论是微观的个案研究，还是宏观的文学史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文学史，只有当其还原为时空并置交融的立体图景时，才有可能充分重现其相对完整的总体风貌，因此，文学制度学对于文学生产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既在理论层面上建构起新型的文学史研究范式，也在现实层面上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的缺失。

文学制度是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学场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文学的生产方式也从个体写作转换为制度写作，文学不再是纯粹的意识观念和语言形式，而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创造的场所。现代社会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纸杂志的传媒机制，读者接受的消费机制，文学社团、文学机构的组织机制以及文学批评的规约机制等等，共同形成了中国作家写作难以逾越的文学制度。文学制度作为文学生产中的重要力量，牵涉到知识与权力、个人与社会、自由与规则等多种力量。建立有效而合理的文学制度应被看作是中国文学追求现代化的标志。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实现了意义和形式的双重变革，在其背后也有着文学体制的变革，文学不断寻求和建立能不断推动文学社会化和现代化的文学制度。在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文学的生产、评价与接受之间，中国现代文学建立了一套文学体制，它们对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起着支配、控制和引导作用。从此，现代中国文学借助于文学体制的力量不断融入社会的公共空间，创建文学的社会化品格。现代文学是由社会多种力量参与建构的产物。现代的大众媒介、图书出版和文学教育参与了文学的创造，形成了文学的传播与流通渠道。现代都市社会的新型文化机构，如报馆、杂志、学会、编译社、书局和学校的兴起，尤其是大众媒介和新式教育，为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生存空间。新式学校教育直接培养了大量的新文学作者和读者，形成了职业化的作家群和知识化的读者阶层。文学报刊是文学与社会的联系渠道，是作家的生存方式和作品社会化的手段，报刊和出版使文学成为了一种书籍和读物，形成了文学市场，推动了作家的职业化和文学的大众化。它有发表、组织和引导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功能，形成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的各种文学思潮；它还直接影响文学题材、内容和形式的变革，催生出各种带有报刊体特征的文体形式，如随笔、杂文、连载小说和报告文学等，并且，文学媒介还具体参与作家和作品的推举和运作。过去的文学研究对文学制度的理论和历史都缺乏深入探究，虽然对文学社会背景、文学出版与传播、文学社团与流派、文学教育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文学制度问题，但并没有上升到文学制度的理论高度，也缺乏制度视角的“自觉意识”。可以说，文学制度史的写作无论对中国文论建设还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而言，都是一个应该深入讨论的学术命题。(www.daowen.com)

文学制度史是对中国文学进行“场域还原”和“过程复原”。文学生产过程有着具体鲜活、丰富多彩的文学场域，文学社团、文学出版、文学论争、文学批评、文学读者、文学奖励、文学查禁等等，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或制约作用。对文学制度史的研究可以更接近文学历史的本真状态，是向鲜活生动、多彩多姿的原初文学样态的回归。应该说，文学史是由无数个具体的文学场域构成的，作为文学史主体的作家作品无不处于具体的文学场域之中，具体文学场域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文学历史的变化，而整体文学历史的变化又决定着具体文学场域变化的方向与节律。如果说，文学制度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那么文学场域则为具体、特定的时空组合，它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重复的。因此，写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场域”与“过程”，也可为建构中国文学制度史提供实验和探索。文学制度与经济、政治、文化也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作家作品是文学史的主体，是文学史的灵魂，制度是客体，是作家作品的舞台和背景，是整个文学的活动空间。作家作品处于文学活动之中，文学活动的实质就不断地变化。通过作家作品的生产与流变，将文学还原为动态、立体而多元的时空并置交融的文学图景，这也是文学制度史的精髓所在。

也许，文学制度史不过是换了一种角度去描述和阐释文学的历史。它试图回到文学的“原生态”，呈现文学历史“在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不十分在意文学历史的逻辑和标准。当然，历史不可能完全复原，文学的历史，也是一种叙事的历史，文学史是在叙事中产生的，是一种意义建构。文学制度史也应是文学史的一种写作思路和角度。

[1]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页。

[2]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著〈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页。

[4]同上书，第388页。

[5]［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页。

[6]陈寅恪：《陈寅恪集·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