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西方学者论及互文性概念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对其他文本的整合和摧毁作用。”[17]副文本亦如是，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构成和研究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其负面的效应。它是进入正文本的门槛，但也可能是陷阱；是正文本的生态圈，但也可能是牢笼；是对正文本的建构，但也可能是拆解。这种负面效应正体现在如一币两面的对应之中。首先，副文本提供的史料如其他史料一样，存在价值层级。有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经意史料与不经意史料、证据与证词等的区分，甚至有真与假之别。所以，其真实性程度需要甄辨和追问。如，序跋、广告中有关作家的身世、作品的本事等基本史实的交代可视为证据，而对作品的阐释、历史定位等评价则只能是证词。证据固然有不真实的，证词就更值得去质疑。序跋受师友等个人情感和时代风气所限，往往有经意的话语甚至不实之词和谀词。广告的写作出于商业目的和营销意图，需要招徕读者，所以往往会以优美的动听的夸张的吹捧的“证词”去评价作家和作品。郁达夫就曾抨击这种做法：“我最怕的就是书店的广告，如‘以一手奠定中国文坛’，‘中国有新文学以来的第一部书’、‘天才作家’等等文句，所以当出书之际，我要求书店同人，广告不要太做得过火。”[18]这样，序跋、广告就可能突出或不见某些史料，甚至提供虚假史料。又如，不同时代的注释也会受到文学体制、政治风气或官方意识形态的制约，也会存在偏、漏、瞒、假的问题，所以《鲁迅全集》因此就不断地修改注释。由于这些原因，副文本提供的史料就有可能误导读者，歪曲、遮蔽甚至掩盖文本及文学史的真相。

从阐释的角度看，副文本可能也有消极的意义，那就是造成阐释的遮蔽和限定。与正文本同在的副文本对正文本的阐释很可能就是首发阐释或权威者的阐释，它可能具有定调的作用。后来的阐释就可能只是在此基础上的阐扬和发挥而已。这就是一种先在的限定，容易成为后来阐释者的先见或前理解。如，许多文学史竞相引用鲁迅在《二月》、《孩儿塔》序言中对作品的阐释，很难见到后来者的再解读了。即便这些阐释十分精准，也限定了阐释的丰富性。更何况还有突破阐释的边界，对正文本进行错误阐释和过度阐释的现象，此时，阐释者往往“将文本捶打成符合自己目的的形状。”[19]巴金在《家》的初版本后记中曾认定高家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为了突出反封建主题，《家》的许多新版本的序跋便改说高家是封建地主家庭。在过度提升反封建主题的时候，完全抹去了上世纪初这类大家庭转向工商业所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性质。作家阐释自己的作品尚且出错，他人阐释作家的作品也不可能完全恰适，因而就出现了《蕙的风》的作序者们关于汪诗是否缠绵问题说法不一的情况。所以，解构学家斯皮瓦克论及序言时就说：“序言，大胆地通过另外的方式重复和重构作品，展示的仅仅是这样一种已经存在的情形：对作品的重复总是异于作品本身。”[20]其他如图像对文本的固定形构，题辞和引语的误导或悖反，广告的营销措辞和商业语气等都会使阐释疏离正文本，导向不当或错误的阐释方向。这都是副文本在阐释时的负面效用。而副文本在文本经典化时的负面效用也与阐释相关，经典化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阐释。有些副文本如序跋、广告、附录等因与正文本同时产生，所以它们对副文本的阐释是近距离的。没有时空的远隔，就不可能历史地公正地评说正文本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演进价值，所以也就不能达成更有效的经典化。他人写的序跋、广告等还可能对作品过度经典化，如放大作品的优点，遮掩文本的不足，抬高其历史定位。正如鲁迅所说“既做广告，自然要说好”[21]。序跋、广告等所具有的广告性使它们的经典化功效也应该打点折扣。

在揭示历史真相、阐释文本意义和作品经典化等方面的负面效用，使副文本的消极价值呈现出来。我们可借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谈及经典阐释时的话来说：“这里广泛存在着一种价值逆转，它意味着导言、批评资料和书目像烟幕那样，被用来遮蔽文本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必须说和只能说的东西——而中间人总是宣称他们知道得比文本自身还多。”[22]在卡尔维诺所说的这种价值逆转中，我们看到了副文本对正文本遮蔽、拆解、颠覆甚至摧毁的可能。而这正中解构主义批评家的下怀，即解构批评可利用正、副文本的冲突和副文本之间的龃龉，找到文本裂隙，从而“‘解析’文本之构，从中多向度地‘释放’出意义的力量”[23]。李欧梵就是从《狂人日记》的文言序和白话正文的比较中重新解读了这篇小说：引言中“狂人”已治愈狂病且赴某地候补去了。“这就说明他已经回到了‘正常’状态，也已经失去了原来那种独特的思想家的清醒。引言中既由暗含的作者提供了这种‘团圆结局’，事实上也就指出了另一暗含的主题，即‘失败’。‘日记’的最后一句‘救救孩子’是试图解决问题的一条路，但是这一呼吁是由病中的‘狂人’发出的，现在这人既已治愈，就连这句话的力量也减弱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反讽。”[24]又如，《日出》发表以后，有人批评曹禺左右讨好，说剧本一面宣传阶级斗争，一面又讲阶级调和。其实，这种批评完全可以从剧本的扉页引语切入。关于《道德经》的那则引语揭示的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不公，而那些引自《圣经》的话则要求人们忘却仇恨、皈依耶稣。所以，我们从这副文本之间的矛盾中，从副文本与正文本的裂隙中，就能看到作品的阶级主题和宗教主题的并在，发现文本的悖反或复调特性，或者至少可以发现作者的两种看似矛盾的写作意图。这样，副文本的负面作用有时也可以体现一种转化的辩证法，完成价值逆转，即成就一种解构批评方式。

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是一个还有待深化和细化的研究课题。这项研究不但显示了副文本自身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史料、阐释、经典化等方面的价值，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首先是为我们打开“文本”概念和开放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提供了特殊的路径，也使我们在进行文本的再解读乃至重写文学史时有了某种从细节和边缘处切入进行创新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同时，通过这项研究也再次证明了辩证思维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科学价值。那就是：正看，副文本对于现代文学及其研究有整合和建构的功效；反观，则具有解构乃至颠覆的作用；分观，副文本在文本之外；合视，它又在文本构成之中。在这种正反分合的研究过程中自有一种辩证的逻辑，祛除我们进行文学研究时的偏执之弊。而关于副文本与正文本的相互依赖关系，热奈特在他的《门槛》一书中早有既辩证又形象的思考：“副文本只是辅助物、文本的附件。没有副文本的文本有时候像没有赶象人的大象，失去了力量；那么，没有文本的副文本则是没有大象的赶象人，是愚蠢的走秀。”[25]这也是展开相关研究时需要注意之处！

[1]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2]朱桃香：《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3]同上。

[4]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5]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5页。

[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页。

[7]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6页。

[8]傅修延：《文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3页。

[9]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见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41页。

[10]［英］安德鲁·本尼特等：《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11]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270页。(www.daowen.com)

[1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3—94页。

[13]欧阳东风：《坐隐图跋》，汪廷讷编：《坐隐弈谱》，广西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14]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30页。

[15]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7—289页。

[16]张隆溪：《道与逻各斯》，冯川泽，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17]王瑾：《互文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18]郁达夫：《达夫代表作·自序》，春野书店1928年版，第1页。

[19]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0页。

[20]李应志：《解构的文化政治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页。

[21]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22]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等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3]傅修延：《文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24]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6页。

[25]朱桃香：《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