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文本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文本构成的重要部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具有多重价值。首先，副文本是偏于历史性的文本，所以它是重要的史料来源。以往人们搜集文学史料，往往会去找传记、日记、书信、年谱等，却忽视了离正文本最近的副文本中的史料。这里有丰富的史料蕴藏。序跋中会涉及关于作家、作品及文学史写作等多方面史料。如《〈呐喊〉自序》就记录了对鲁迅有重大人生转折的“幻灯片事件”，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中交代众多文坛名家所参与的《尝试集》删诗事件等。就连扉页或题下引语也能提供特殊的史料，它将古代或西方的文献史料片断移植于现代的文本中，又使这些史料在新的语境中化作了新的史料的一部分。如郁达夫的小说《采石矶》引杜甫诗作《天末怀李白》中的诗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小说中则写了清代诗人黄仲则与考据大师戴东原的矛盾，借此隐喻郁达夫自己与胡适的关系。结果这句诗就成了郁达夫对胡适的泄愤之辞。串起来看，唐代李、杜友谊及遭遇的史实，清代戴、黄相轻的掌故，与现代胡、郁矛盾的佚事就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史料的连环套。所以，引语本身是史料，同时它又成为中西、古今史料的粘合剂。即便图像也含史料信息，故有杨义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志》这类由图出史或以图证史的文学史写法。更值得指出的是，与正文本所具有的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等文学本体特性相比较，副文本更具纪实性、真实性特征。这种偏于历史文本的特性，使它提供的文学史料价值更高。同时，序跋、广告、附录等副文本一般是作者或与作者相熟的师友、编辑即时所写，是知情人对作家和作品等内容的一种即时的具有现场感的历史叙述，其史料的真实性远在作家的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之上，其史料的时效性不亚于作家的日记或当时的创作谈。符合梁启超提到的“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的史料学原则，即所谓“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应认为第一等史料”[12]。要言之，副文本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为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另辟了一块有价值的史料园地。

其次，副文本更是进入正文本的阐释门槛，具有阐释学的价值。与正文本相比，副文本又可谓是一种意图文本，所以它们往往会成为一种阐释引线和阈限。标题是最先入为主的阐释意符，它所具有的意向、象征、隐喻功能，会控制我们的阅读，如《死水微澜》、《蚀》等。副标题对文本阐释的限定更具体，如，臧克家诗作《有的人》副标题是“纪念鲁迅先生有感”，显示“人”的标高是鲁迅。卞之琳的《鱼化石》若非在后来的版本中加上副标题“一条鱼或一个女子说”，把诗句“戏剧化”为鱼或女子的台词，恐怕会更加晦涩。扉页引语更是借他人之语明自己和文本真意。如曹禺在《日出》扉页通过引自《道德经》、《圣经》的八则引语来表微言大义。以往人们只注重剧本的阶级主题，而只有关注并读懂了这被作者精心排列的引语，我们才明白作者的圣哲胸襟和宗教关怀。注释是对文本的最基本的阐释，会对文本中的深文奥义、典故、风俗、方言、外语等等作明确注解，扫除阅读和理解的障碍，使文本在最基本的语义层面不会被误读，或避免理解的盲点，实现文本意义的增殖。如卞之琳后来在《雕虫纪历》中对自己诗作的自注。广告则在推销的本意中表现了对文本的一种通俗的简短的阐释，尤其是鲁迅、巴金、老舍、叶圣陶等名家所写的文学广告往往对作品能做出精妙的阐释。图像则是对文本做出的一种形象的阐释，甚至就是一种图说和图解。如《彷徨》的封面画以烦躁的红色、不圆满的太阳、无法迈出的脚等绘画语言感性地传达了文本的彷徨、求索的旨意。而萧红自己设计的那幅血红色的似战马、似东三省地图、又似北方妇女形象的《生死场》封面早已隐含了鲁迅、胡风和后来刘禾所不断发现的主题。用古人的话说，是“图为贡幽阐邃之具也”[13]。而序跋对正文本往往有最完整的阐释。它会论及作品主旨、结构、版本、文类等，评价作品的优劣、价值等，介绍作者的思想、意图、创作方法等，交代作品的原型、本事、语境、文化背景等，是关于正文本内外的最完备的导读性文字。序跋最重要的方面还在于引发我们关于意图问题的思考。传统阐释学的目的在于发现作者的本来意图，新批评则斥之为“意图谬误”。符号学家艾柯的说法则是：“在‘作者意图’（非常难以发现，且常常与本文的诠释无关）与‘诠释者意图’……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本文的意图。’”[14]用之于带有序跋的作品，艾柯的理论无疑更确切。如果说作品正文本呈现的是“文本意图”，作者的自序跋可代表“作者意图”，他序跋则是一种“阐释者意图”。这对我们认识多序跋的现代文学文本的复杂阐释关系应该是有启示意义的。其实，在序跋与正文本关联中体现出来的三种意图之间往往没有一致性。一般说来，阐释者意图大于或多于文本意图，文本意图大于或多于作者意图。所以作者在序跋中对作品意图的阐释只是他自己意识到的，还有很多文本内涵有待阐发。如，曹禺在初版《雷雨》序言中对天命等阐释之外，后来又追认他有暴露封建大家庭的意图。萧红的《生死场》（原名《麦场》）前有鲁迅的序，后有胡风的跋。刘禾认为鲁、胡更多地是从“民族寓言”的角度去阐释文本，她则认为作品“表现的也许还有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以及妇女成为民族主体的艰难。[15]实际上，鲁迅、胡风、刘禾各自表述的都只是阐释者意图之一种。所以，阐释者意图永远多于文本意图。其他副文本所体现的三种意图的复杂关系亦如是。总之，当我们从副文本与正文本的关联中去阐释文本，也许会有新的洞见。刘禾的有新意的阐释也正是受到《生死场》的封面画及序跋的启发。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副文本与作品版本变迁之间的对应问题。即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正文本都存在修改和版本变迁现象，所以相应的就有副文本内容、数量等的变化。如《雷雨》、《日出》等在50—80年代之间有过多次修改，《雷雨》序言也或修改或删除或新写，对正文本也会做出不同的阐释，《日出》的扉页引语也有这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在关注副文本的阐释价值时，不能忽略这种对应性，否则就可能张冠李戴或导致阐释混乱。

副文本的发现还有益于阐释学理论的思考。阐释学有一个核心观念或方法即“阐释之循环”。狄尔泰的“阐释之循环”强调的是文本内局部与整体之间在阐释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海德格尔则将“阐释之循环”的范围扩大，注意到文本与世界的关联等，但他们都未关注“副文本”的问题。其实文本内（正文本）与文本外之间存在着副文本这样一个阐释应循环到的中间地带，这里是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连接带和交会处。而副文本在阐释中的重要性也许在它发生改变时才可以充分显现。如刘半农的诗作《情歌》，收入《扬鞭集》时易名为《教我如何不想她》，这一改动就关涉到诗作的文类限定问题。前一标题明示此诗为爱情诗，后一标题提示它可能是爱情诗，也可能是爱国诗。文类是阐释的出发点，不同的文类框架会让作品“所有的细节便都纷纷各就各位地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16]。即所有细节都在阐释中奔向文类限定的目标。如，以爱国诗解之，我们就会发现诗中有“浮云游子意”、“月是故乡明”等诗句的化用。所以经过对某一副文本因素的阐释的循环，整个文本的意义都会发生改变。其他如作品不同版本封面画的改换（如张爱玲《传奇》再版本封面突出书中人物的关系，增订本封面显示压迫和不安的气氛）、不同版本的序跋言说内容的变化（如《雷雨》解放前后序跋对剧本主题的不同解说）、扉页引语的增减（如《日出》50—70年代版本的扉页只有《道德经》那一则引语）等，经过阐释的循环，都会导致不同的文本释义。所以，副文本为阐释的循环增加了一个环节，是对阐释学理论的某种丰富。(www.daowen.com)

最后，副文本还是文本经典化的重要推手。一般说来，经典化有内外两个层面。内在的层面是经典文本的原创及其赋有的经典品质，这取决于作者的艺术才力和思想深度。外在的层面是读者的阅读、学术权威的认同、传播机制的作用等，这取决于读者、研究者、裁决者、传播者的眼光和标准。而我们发现，副文本其实已在内外两个层面参与了文本的经典建构。所有与正文本一同诞生并作为文本构成的副文本都在作品的原创阶段就已经进行着某种经典化的工作，最典型的是扉页引语或题下引语。许多引语来自中外文化经典和文学经典。这种对经典片断的引用，使正文本享用了经典的精神资源和文学资源。究其实，这是现代文本的一种用典方式。它无疑会增加正文本的论证说服力、主题表达的深度，更使作者当下的写作与原典文本构成一种互文性，中外古今互动，千年文脉相连，最终使现代文本的阐释边界和深度大大扩展，增加了它的经典品性。当然，50年代以后，如《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作品扉页引毛主席语录，也为作品的神圣化和“红色经典”化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作品能否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还有待时日的淘洗。

权威在经典化过程中的外在干预则体现在序跋之中。无论是正文本原初的序跋，还是后来加上的序跋都会对正文本的经典化起到更大的作用。首先，作序本身尤其是他序，就正是一种促成作品经典化的行为。因为所请作序者一般是有影响的人或名人，这自然就会产生名人效应。用传播学的理论讲，名人乃“意见领袖”，他的意见能左右公众，推进传播。名人序自然能提高作品影响、传播和销售，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序是权威者的言论，有助于作品的文学史定位，有助于作品的经典化。如鲁迅为柔石的《二月》和萧红的《生死场》等作序、闻一多为臧克家的《烙印》作序、周作人为废名的小说作序等。汪静之更深谙此道，其《蕙的风》出版时，他邀到胡适、朱自清、刘延陵、周作人等名家作序。所以，请名人作序也许就是现代文学文本最初的最重要的经典化事件，往往有一锤定音的作用。其次，序跋尤其是作品再版本及其以后的序跋中还会有作者或他人对作品如何进行经典化，包括整理、修改、增删、润色等的历史叙述。如胡适的《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言及自己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删减、增补、修改《尝试集》，并请任叔永、陈莎菲、鲁迅、周作人、俞平伯等各删一遍，还吸收康白情、蒋百里的意见对诗作略作修改等。这里述及的经典化事件，从一定程度上帮助该诗集确立了在中国新诗史链条上的经典或范本的地位。更有经典化价值的是许多序跋中对正文本的精准、典范的批评，不仅为正文本的初步经典化起到积极作用，还使这些序跋本身成为批评的经典，其中许多批评语段反复被后来者在研究论文和文学史中征引，更使序跋所论及的正文本不断地经典化。而注释则是整理者在经典化中的学术参与。注释源自古老的注经传统，它本身也是与经典相连的写作形式。作为副文本，它是对正文本更细节化的经典化。越是被反复注释的文本就越具有经典价值，如我们对《鲁迅全集》的多次注释和对一些现代派诗歌的不断注释。传播机制的作用可以物化于广告、插图等的制作上。一些现代文学作品的广告可能对作品过度经典化，但鲁迅、叶圣陶、巴金、老舍、施蛰存等人撰写的广告，往往能恰如其分，是精辟的微型评论、智性的简短小品，助成作品的经典化。有些广告甚至只是摘引名家的序文，如周作人为《莫须有先生传》所作序、徐志摩为《花之寺》所作序中的一些语句就都被摘引为该书的广告语。所以，现代文学的广告也在提升着作品的价值，执行着传播、评价作品等经典化的使命。插图是对文本的一种更形象更直观的传播，帮助了文字文本的阅读。越经典的作品越被反复地插图，如鲁迅的《阿Q正传》等。反过来，越是被反复图像化的作品也可能越具经典性。可见，副文本已成为现代文学文本经典化的一种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