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我们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之反思》一文中，我将发掘“民国机制”的思路概括为“在具体的国家历史情态中考察中国文学的民国特性”，[18]显然，从大的方面说，这种历史文化的批评依然属于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于是，有对“民国文学”概念有所质疑的学人表达了这样的困惑：既然已经有了传统的研究，为什么还要提出“民国机制”的研究？

在我看来，恰恰因为传统的历史文化批判存在种种的问题，所以需要在进一步的文学研究中加以完善和调整，针对中国现代文学提出的“民国机制”首先就是一种有效的完善方式。

《孟子·万章下》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就是今天人们常常说到的“知人论世”阅读与批评方法，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对此进一步解释道：“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9]按照这个说法，中国文学的历史文化批评“古已有之”，而强调文学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似乎就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颠扑不破的道理，未来一切相似的理论包括来自西方的文化批评都统统可以纳入这个范畴。但问题在于，所谓的“知人论世”其实本身相当的笼统和模糊，朱自清《诗言志辨》就曾经指出，孟子的“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20]当代学者也指出，孟子之说“实际上只是一种随感式的评论，缺乏严密的内在逻辑性，因此，‘知人论世’研究范式本身的理论内涵便隐含着三重意义指向：其一，读者经由‘颂其诗，读其书’，然后才‘知其人’；或读者经由‘颂其诗，读其书’而达到‘论其世’；或读者经由‘颂其诗，读其书’，从而‘知其人’，并进而‘论其世’。其二，与之相反，读者因为先‘知其人’，然后才由‘颂其诗，读其书’；或读者为‘论其世’而‘颂其诗，读其书’；或读者为‘论其世’、‘知其人’，而去’颂其诗，读其书’。其三，以上两种兼而有之。”在实际操作中，“‘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范式便先天性地秉赋了两种痼疾：首先，它往往导致一种先入为主的文学阐释活动，读者不惜淡化其应有的审美感受，并忽略作品文本独具的审美特性，而直接地将对作者或对社会的先验理解用十对作品的解读，以求得到一种貌似符合逻辑的有序的推理，和一种‘终极审判’式的独断定论。”[21]例如，在儒家“诗教”观照下，“知人”往往被简单化为一种道德评价，“论世”则沦为线性因果的政治决定论。

进入现当代以后，对我们思维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也一向强调社会历史之于个人精神创造的巨大决定作用，所谓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所以早在新时期到来之前，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几乎就是我们唯一的研究方式。法国著名文学社会学家雅克·莱纳尔德指出：“从19世纪开始，马克思主义就给了文学方面的社会学研究一个很好的出发点。”[22]但是，众所周知，在那个“唯一”的时代，我们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与庸俗社会学混为一谈，将文学的丰富性简化为阶级斗争政治直接反映，不是深化了对文学的认识反倒是造成了对文学的诸多伤害。

20世纪80年代，西方古典的社会学研究传入中国，包括维柯的“特定时代、特定方式”说、斯达尔夫人的“民族精神”说、丹纳的“种族、时代、环境”三动因说和圣伯甫的传记批评等，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界影响巨大。借助对“文化”的宽泛理解，各种“文化”现象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都成了我们学术研究的新课题，诸如政治文化与文学、区域文化与文学、宗教文化与文学、校园文化与文学等等，这些研究连同20世纪90年代以后兴起的文学体制、文学制度研究一起，从根本上冲破了“唯一”时代的庸俗社会学的藩篱，将中国文学研究带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天地。在这个时候，“文化”扮演的是与建国后前30年庸俗的政治批判相对立的角色，正如当时有学者所说：“‘走出文学’就是注重文学的外部特征，强调文学研究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心理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联系，统而言之，从文化角度，而不只是从政治角度来考察文学。”[23]不过，类似的文化研究在取得自己显著的成绩之时却也相对忽略了对作家主体性的深入挖掘，仿佛就是这林林总总的“文化”直接造就了作家的创作，形成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基本面貌，作家自身生命感受的复杂性、艺术创造的可选择性在很大的程度上被简化了，社会文化、历史过程与文学之间的若干“中介”环节往往不甚分明。

20世纪90年代至今，又从西方传入了“文化研究”，并逐渐成为我们学术的主流趋向之一。如果说前述的各种“文化视角”的研究主要还是透过文化来观察文学的发展演变，即运用各种文化学说的成果来剖析文学的品质和趣味，那么如今的“文化研究”则是打破了文学与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的间隔，将文学作为社会文化关系版图中的有机元素，其重点不在品味文学的审美个性，而是掂量和解剖其中的“文化意义”，特别是热衷挖掘社会结构中种种的阶级、权力、性别与民族的关系。这显然大大地拓宽了我们的眼界，为我们关注寻觅文学细节与历史细节之内在联系打通了思路。不过，“文化研究”理论的西方渊源也注定了它的一些关注中心（如后殖民主义批判、文化/权力关系批判、种族与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身份政治学等）与我们的“中国问题”之间并不都能够重合。

从总体上看，我们倡导发掘“民国文学机制”，就是在汲取以上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学术的超越。这种超越的方式有二：

通过充分返回民国历史现场、潜入历史细节实现对各种外来理论“异质关注”的超越。无疑，我们观察、思考的诸多角度都会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文化视角”、90年代至今的“文化研究”，还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等等，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返回到中国国家社会的情境——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经过自己的体验感受到中国文学自己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对外来理论中自然存在的“异质关注”的过滤，过滤之后的历史文化批评一个最大限度地贴合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细节，或者说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元素的酝酿之中“再生长”的结果。

通过充分返回中国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造机能实现对文学的“外部研究”的超越，努力将“文学之内”与“文学之外”充分地结合起来。“民国文学机制”一方面要充分展示文化视角研究及文化研究的所长，但另外一方面，它又不同于纯粹的文学外部研究，“机制”不等同于“体制”和“制度”，“机制”之中除了有“体制”和“制度”因素外，还有人主观努力的因素，或者说中国作家努力实现自己创造力的因素。从“体制”的角度研究文学，我们考察的是政治、法律、经济对于文学形态（内容和形式）的影响，从“机制”的角度剖析文学，需要我们留意的则不仅是作家如何“适应”政治、法律与经济而创作，重要的还包括他们如何反抗这些政治、法律与经济而创作，并且在反抗中确立和发展自己的精神追求。民国时代的政治、经济危机促进了左翼作家的现实批判，批判现实的黑暗绝不仅仅是现实政治与经济的简单“反映”，它更是中国作家主动的、有意识的选择；民国时代的书报检查相当严苛，大批“不合时宜”的文学成为反复扫荡的对象，但显而易见，民国文学并不是这些扫荡的残余之物，扫荡的间隙，产生了异样的“钻网”的文学，生成了倔强的呼唤自由的“魔罗诗力”。

研讨文学的民国机制，将带来中国文学历史文化研究的全新格局。

[1]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民国历史文化框架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编号Skgt201105）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国社会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编号：12AZW010）。

[2]陈福康：《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原载1997年11月20日《文学报》，后收入《民国文坛探微》，上海书店1999年版。

[3]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香港《文学世纪》2003年第4期。

[4]钱振纲：《清末民国小说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张振国：《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6]韩一宇：《清末民初汉译法国文学研究（1897—19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7]张心科：《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www.daowen.com)

[8]翟文栋硕士论文，浙江大学2007年。

[9]张堂会：《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0]例如李怡、布小继主编《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

[11]例如魏朝勇《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像》，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12]例如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陈福康：《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原载《文学报》1997年11月20日，后收入《民国文坛探微》，上海书店1999年版。

[14]谭嗣同：《仁学·二七》，见周振甫选注《谭嗣同选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7页。

[15]转引自贺麦晓《中国早期现代诗歌中的现代性》，《诗探索》1996年第4辑。

[16]李欧梵：《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53页。

[17]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8]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之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19]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0页。

[20]朱自清：《诗言志辨》，《朱自清全集》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

[21]郭英德：《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秋之卷。

[22]见张英进、于沛编《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23]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