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关于“民国文学”概念的使用争论就是它的价值取向问题。回首历史，我们必须看到，“民国文学”之说在一开始就是本着“价值中立”的角度加以引入的。最早提出“民国文学”设想的陈福康就有这样的主张，[13]后来相当多的“民国文学”倡导者也有大体相同的看法，他们都先后讨论了旧体诗词、通俗文学无法进入“现代文学”的现实，希望借助“民国文学”的框架予以解决，这里有一个假定：民国文学是一个价值中立的阐述框架。

这似乎暗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一种可能：暂时搁置先进/落后，新/旧，现代/传统之辨，在一个更宽阔的视域内阐述的文学现象，取得比“现代文学”叙述更丰富的成果。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式，我基本上认同这样多方位多层面地展开努力，不过，在我看来，这里依然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其所谓“价值中立”的情形也并不相同，需要我们加以辨析。

一是文学史写作的思路，也就是说，我们提出“民国文学”就是为了完成一部新的《民国文学史》，作为“重写文学史”的最新的厚重的成果。在我看来，真正文学史的叙述实际上都有着自己的价值基础，绝对的“价值中立”其实并不存在，在当前，强调文学的“民国”意义，其主要目标是为了那些为“现代”叙述所遮蔽的文学现象入史，问题在于，被“现代”所遮蔽的文学现象主要是什么呢？是“非现代”的传统文学样式吗？在我看来，这些“非现代”的传统文学样式固然也存在被遮蔽的现实，但是更大的被遮蔽却存在于对整个文学史演变细节的认识和理解之中，无论是来自前苏联的革命史“现代观”还是来自今日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的“现代观”，都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具体历史情境的种种忽视。

例如前者的“反封建”之说——问题在于，中国历史的进程本身就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并不存在近似于西欧中世纪式的“封建制”，秦帝国形成的一直延续到晚清乃至在民国依然影响深刻的专制集权统治与思维的“封建专制”并不是一回事，封土建国的“封建”时期是在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之前，尤其是西周，到了东周时期，侯小国逐步被兼并成大国，直到秦国并吞六国，建立的是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早在晚清一代觉悟的知识分子那里，与其说是要“反封建”不如说是“反秦制”，谭嗣同的名言是：“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14]与其说民国的“现代”意义是“反封建”，毋宁说就是从实施秦政的“帝国”走向“民国”之后，以“三民主义”、“宪政理想”为旗帜的走出传统专制主义的努力，当然也包括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反对国民党独裁压迫、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努力，“反封建”一说虽然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但是严格说来，依然似是而非。(www.daowen.com)

后者如现代性批判中的“两种现代性”之说，但在事实上，这样的分类在中国文学中却是混沌不清的，李欧梵先生一方面正确地指出：在中国，基本上找不到“两种现代性”的区别，大多数中国作家“确实将艺术不仅看作目的本身，而且经常同时（或主要）将它看作一种将中国（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国诗歌）从黑暗的过去导致光明的未来的集体工程的一部分”[15]。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却对中国文学在“五四”时代所追求的这种现代性缺乏足够的同情与认同：“中国‘五四’的思想模式几乎要不得的，这种以‘五四’为代表的现代性为什么走错了路？就是它把西方理论传统里面产生的一些比较怀疑的那些传统也引进来。”[16]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就是我们还不能真正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置身于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情景中，我们就会知道，单纯运用这些“现代性”知识是无法准确描绘中国文学的独特遭遇与选择，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输入了一个什么抽象的“现代”观念，而是如郁达夫所说“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17]如果说西方现代作家是在超越世俗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精神的同一性，那么中国现代作家却正是在重新建构自己的世俗文化的基础之上体现了某种精神的同一性。在反抗专制、建设“民国”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同等重要，批判专制文化的“传统”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同等重要，这里所呈现的价值需求、文化分割与资源依托都与西方完全不同，像这样从西方的“现代性”概念出发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方式，其实并没有为中国文学的问题敞露更多的细节。在这些地方，包括在与受西方知识体系影响的海外汉学的商榷方面，都还需要在民国历史的发展中辨认我们自己的“价值”。

当然，提出“民国文学”也存在对民国时期的文学现象加以研究、阐发的思路。在这个时候，大量的文学现象的确都可以成为我们整理、分析的目标，而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去除遮蔽，释放被掩盖信息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将那些为“现代”遮蔽的“非现代”文学现象加以发掘自然也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而且在“民国文学”现场情况并不清楚的今天，各类文学材料的挖掘整理实在必不可少。

在这个意义上，我主张目前对“民国文学”的研究目标持一个宽容的态度：既大力提倡返回民国历史现场，重新梳理中国文学重要事实的学术，也需要尽可能穷究各种文学现象的学术，对于一段长期被压抑、被混淆的历史，目前最缺乏的是学术界一致的努力，既要有理论建构，也要有史料发掘，既要有历史观的辨析，又要有大量文本的再解读，既要有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也要有最基础的被遗忘的材料的梳理，既需要个性鲜明的思想开拓，也需要同舟共济的奋力并行，只有这样，一个新的学术空间才能够出现并逐渐迈向成熟，而更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包括有分量的《民国文学史》的问世，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成熟而富有对话机制的学术空间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