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的现代文学史将“五四”新文化看作“五四”新文学产生的背景，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看作“左翼”文学产生的背景，将抗日战争和解放区文化看作民族文学与解放区文学产生的背景。如果现代通俗文学入史，这样的文化社会背景显然都不全面，它必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发展以及所带来的现代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思潮引入文学史的描述中。因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是现代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思潮的文学表现。

与现代通俗文学关联最为密切的文化产业是报刊、书局和电影。它们形成了现代通俗文学产生发展的现代文化产业链。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产生与现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密不可分。现代通俗文学最初的作家都是饱读诗书的中国传统文人，他们的人生目标是科举入仕。也就在他们皓首读经之时，伴随着中国现代城市的崛起，现代报刊出现了。[23]现代大众报纸给中国的文人在官场之外又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那些彻底断了科考成名念头的文人们就更多地涌进正在蓬勃发展的现代大众媒体。这些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和文学修养的中国文人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代新闻人。这样文化、文学背景的新闻人创办的报纸当然有着很浓厚的传统文化、文学的痕迹，只要稍微翻一翻此时他们写的新闻稿件扑面而来的是中国传统的辞章气息。作为中国传统的文人，他们虽然是新闻记者，但是更感兴趣的还是文学创作，于是此时的中国现代大众报纸都有一个相当出色的副刊。有些副刊甚至比报纸正刊还要有销路，于是副刊就脱离了报纸正刊，形成了文学杂志：以《民权报》副刊为大本营，派生出《民权素》、《小说丛报》、《黄花旬报》、《小说新报》、《小说季报》、《五铜元》、《消闲钟》等；从《申报》副刊《自由谈》、《时报》副刊《滑稽时报》、《新闻报》副刊《庄谐丛录》起家派生出《小说月报》、《自由杂志》、《游戏杂志》、《礼拜六》、《女子世界》、《小说大观》、《小说画报》、《半月》、《星期》、《小说时报》、《妇女时报》等数十种杂志。有的刊物如《自由杂志》、《小说时报》本身就是报纸副刊的汇刊。这些报纸副刊和文艺杂志就成为了现代通俗文学最初的主要载体。

随着通俗文学作品流行，书局开始出版通俗文学作品和主办文学期刊，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新崛起的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成为了现代通俗文学作品和期刊的出版中心。书局的介入自然将通俗文学的创作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书局有更雄厚的资金支持和更完备的发行网络，它们出版通俗文学作品，常常具有“集团性”的特点。现代中国那么多通俗文学“丛书”都是这两个书局出版。在集中出版通俗小说的同时，两个出版社还竞相创办了通俗文学杂志。大东书局于1921—1922年之间即出版了《游戏世界》、《半月》、《星期》、《紫兰花片》等刊物。1925年，《半月》满4卷96期后停刊，周瘦鹃续办《紫罗兰》半月刊。由于《紫罗兰》的影响很大，大东书局的这些刊物被称为“紫色系列”。世界书局也不落于后，于1922年前后连续推出了四份通俗文学刊物，一份月刊、一份旬刊、两份周刊：《家庭杂志》、《快活》旬刊、《良晨》周刊、《红杂志》。1924年，《红杂志》出满100期后，改名为《红玫瑰》继续发行，并于同年发行了《侦探世界》（半月刊）。由于《红杂志》、《红玫瑰》的影响和世界书局的门面是红漆刷成，世界书局的这些刊物又被称作“红色系列”。大东书局的“紫色系列”与世界书局的“红色系列”成为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两条重要的期刊脉络。

通俗文学取得那么好的市场效应，当然受到电影人的关注。随着改编自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的《火烧红莲寺》和改编自张恨水同名小说《啼笑因缘》的成功，通俗文学成为了当时的商业电影主要的题材来源。反过来，这些商业电影的热映，又促使着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向商业电影靠拢。既是通俗文学作家又是商业电影的编剧，这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主要作家的身份。

作为现代城市进程中的文化产业的产物，现代通俗文学有着不同于新文学的来源。如果现代通俗文学入史，它起码应该引起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更多关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产生、发展特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特色；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相互影响与现代文学艺术间的影响；现代文化产业的城市化对中国农业社会性质的促进和矛盾，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文学史就不能像如今这般只有不同的现代人文精神和意识形态观念的较量以及所产生的文学争论，还应该有现代城市文化产业所构成的现代城市大众文化以及运作方式的分析。

城市大众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民生意识。城市文化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依靠的是广大平民的阅读和观看，平民对生活形态和生活质量的关心远远大于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的争论。现代通俗文学也就成为平民民生意识表现方式。现代通俗文学入史，我们将会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不仅仅有各种观念的争论，还有对晚清宪政改革、共和国成立、袁世凯复辟、“五四”运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内战争等中国现代社会大事件的描述；不仅仅是人生问题、政治问题的思考，还有上海淘金、城市发展、金融风暴、物价飞涨、饥饿内战等中国现代社会各种民生问题的反映。事实上，很多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一方面写文学作品，是优秀的文学家，一方面在报纸上写社评，是出色的社评家。这些文学作品和社评都是民生话题。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具有深刻的理性面孔，还有生动的世情面孔。

城市大众文化要求作家们具有平民视角，写实性和新闻性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作家们的思维程序。不再是朝代的更替和帝王将相，而是“今社会”中平民阶层的小商人、妓女、小市民以及落魄的知识分子。这些小人物生活中的困苦和精神上的追求以及各种社会事件背后的内幕和新闻也就成为了文学创作的关注层面。平民视角要求着文学创作贴近普通民众，文学形式自然就要平民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很多现象，就会发现城市大众文化的自然发展是很多变革的文化基础，举两个例子：既有的文学史将文学创作语言白话化看作“五四”新文学的实绩。其实，用白话创作文学在清末民初的文学中已经相当普遍，有些杂志甚至明确地提出以白话创作为“正宗”。1917年1月包天笑为其主编的《小说画报》写的《凡例》中就明确提出：“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同年同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言已死，白话为正宗的理论。当然，现代通俗文学作家们的白话创作并没有新文学作家那么多的文化思考，他们只是在写实性和新闻性的思维中觉得要得到民众的认可，文学语言必须浅显。再如短篇小说文体同样被看作“五四”新文学的贡献，其实在清末民初小说创作中，这样的文体同样相当普遍。道理很简单，那些刊登在报纸上的小说根本不可能长篇累牍。

既然是城市大众文化，娱乐消遣性自不可少。有趣、轻松、开心，在现代通俗文学看来是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对此，新文学作家采取的是批评的态度，认为这是“游戏主义”。现代通俗文学入史，对文学的娱乐消遣性就要有科学的甄别。现代通俗文学中那些无良、无聊的娱乐消遣之作当然不可取，但是既有思想性、生活性，也有娱乐消遣性的作品当然可以入史。特别是文学作品应该具有娱乐消遣性的追求，这样的价值取向应该得到肯定。现代通俗文学在表现娱乐消遣性上很多积极的实践很值得总结，例如模式化和类型化是现代通俗文学重要的美学特征，但是为什么就是这样如此程序化的创作就能吸引着那么多的读者呢？就能一代一代地被流传下去呢？如何既有传统性又有现代性，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现代通俗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很多佳绩。

现代城市大众文化对现代文学最精彩的运作是市场竞争。这是既有的文学史不谈或者诟病的部分，现代通俗文学入史市场竞争就必须正视。文学市场的竞争内容很多，最重要的是三点。一是文学编辑的作用。在市场化的文学市场中，作家犹如演员，编辑则是导演。要想得到一篇有着市场效应的稿件，作家的发掘非常重要，优秀的文学编辑一定是善于发现、发掘、留住优秀作家的好手；优秀的文学编辑一定会根据市场状态约稿和编排稿件；优秀的文学编辑一定会为作品造势，将作品的市场效应达到最大化。新文学也有很多优秀编辑，例如叶绍钧。相比较而言，在市场化条件下编辑作用表现得最充分的还是现代通俗文学，例如严独鹤、周瘦鹃。严独鹤与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的出版、周瘦鹃与秦瘦鸥的《秋海棠》的出版都可以看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名编辑“造”名作家和名作品的经典案例。二是文学广告的宣传。文学广告不是什么媚俗的作为，而是中国现代文学有别于古代文学、有别于计划经济的文学的现代性的标志。文学广告的背后是追求市场最大化的动力。文学广告的盛衰表现的是文学市场竞争的程度。新文学作家也做广告，但是要论现代文学广告的数量、质量以及各种技巧和表现方式，还是现代通俗文学。不仅仅是现代通俗文学创作的数量多，而是现代通俗文学作家完全是依靠市场生活的职业作家。三是现代文化产业之间的竞争。与新文学不同，现代文化产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什么思想理念之争，而是市场份额的争夺。竞争的结果是各文化产业获取各自的市场份额，最大的效应是给文学市场带来繁荣。最为经典的例子是20世纪20年代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的竞争。它们的竞争让它们在1920年后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手中夺到不少市场份额，也成为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的最大的推动者。

[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91页。

[2]陈独秀：《宪法与孔教》，《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3]同上。

[4]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5]李大钊：《我与世界》，《每周评论》1919年7月7日，署名守常。

[6]周瘦鹃曾专门写小说《父子》赞扬一个叫陈克孝的新青年如何受尽父亲的打骂而无怨言，最后为救父而死的孝道行为。

[7]赞美传统婚恋模式、嘲笑新式婚恋模式的代表作家作品是李定夷的《伉俪福》、《自由毒》等。(www.daowen.com)

[8]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3号。

[9]钱杏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

[10]参见《张恨水抗战目录索引》，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秘书处2006年编。

[11]刘半农署名刘半侬、叶绍钧署名叶圣陶、张天翼署名张无铮在早期通俗文学期刊中发表很多小说。

[12]张恨水《总答谢》，《新民报》1944年5月16日。

[13]瞿秋白：《鬼门关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629页。

[14]同上书，第630页。

[15]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1922年7月第13卷第7号。

[16]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17]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年版，第96页。

[18]《申报馆条例》，《申报》1972年4月30日。

[19]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349页。

[20]东尔：《林纾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90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42页。

[21]同上。

[22]关于鲁迅的经济生活可参见陈明远《鲁迅一生挣多少钱》一文，《新华文摘》2000年第3期。

[23]中国最早的报纸是邸报，起始于唐代。邸报实际上是统治阶层中的信息报。真正新闻意义上的报纸起始于1815年8月5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创办第一份中国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据统计，1911年以前，全国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上海一地就有460种，到1920年以前，上海一地又有新创刊报纸80余种。发行量上一些主要报纸不断递增，以《申报》为例，1872年初创时为600份，3年后为6000份，1877年已日销近万份，到1926年时，最高销量达到14万份。（参见《上海通史》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3、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