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扬教授详细地分析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逐渐弱化的现象，并从外部机制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但没有从少数民族文学内部去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与研究的内部原因来说，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逐渐弱化的现象，有这样几种原因：

（一）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逐渐弱化的现象，最重要原因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没有确定，划分少数民族文学的标准没有统一。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有“题材说”、“作者说”、“题材说或者作者说皆可”等。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虽然顾及到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论述与描写，但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入史的状态是很混乱的，比如，汉族作家林予的《塞上烽烟》、汉族作家郭国甫的《在昂美纳部落里》、汉族作家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只是因为他们分别描写了侗族、佤族、藏族人的生活，就划归为少数民族文学，这实则将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划归到少数民族文学之中，和壮族作家陆地、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彝族作家李乔等一起被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而老舍的具有浓郁满族特色的作品《正红旗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基本上不提及，在文学史中只提及老舍的满族特色不鲜明的作品如《茶馆》等，而且也从未分析老舍这些作品的少数民族特色。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不明确。到20世纪90年代后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出现了多种界定，各有各的描述，没有统一的规定，这就使得当代文学史的撰写者不好采用哪种观点来界定少数民族文学。连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都无法统一，当然入史就更不好选择了，加上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撰写者大都是汉族身份，本身就具有一些大汉族意识。于是，要么将有关少数民族文学不甚清楚的内容减少，要么干脆删除。而台港澳文学则是另一种情形，台港澳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包含港澳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的内涵明确清楚，不存在争议，因此台港澳文学便大篇幅地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

（二）少数民族文学入史弱化第二个原因是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泛化。(www.daowen.com)

为了撰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将具有少数民族族属身份的作家的所有文学作品都算作少数民族文学，从而导致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泛化。尤其是将那些没有少数民族意识、没有少数民族特质只是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写的作品都算作少数民族文学，都写进少数民族文学史。比如具有蒙古族身份的李准的作品、具有满族身份的柯岩的作品、具有回族身份的池莉的作品都写进少数民族文学史，这让很多人觉得很牵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家作品，比如回族作家张承志的《心灵史》、回族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等等。国家为了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做了很多加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工作。从机构上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从平台上说，创办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杂志；从奖项来说，设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等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了撰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热潮。从20世纪80年代起，编撰出版了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学史。首先延续十七年的少数民族族别文学史的编撰和出版，比如，壮族文学史、藏族文学史、苗族文学史，等等。在此基础上撰写55个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文学史，主要的有：中南民族学院《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编写组编撰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长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吴重阳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修订版），2001年出版；梁庭望、里雨中、赵志忠编著的《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年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特·赛音巴雅尔《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李鸿然著《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史选择标准主要是作者身份论，兼以民族感情、民族心理，但以民族身份为主。特·赛音巴雅尔《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在其导言中明确指出：“这部《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近七十万字，分九编，三十八章。我们编写这部书的原则是：所谓‘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首先必须是中国少数民族当代作家，不管他运用本民族文字写作，还是运用其他民族或外国文字写作，也不管他写的作品反映的是本民族生活还是其他民族或外国生活，只要他是以自己民族感情和心理去写的，我们就认为它是那个民族的当代文学作品，也是我们少数民族的当代文学作品。”[4]按照这种标准，该著作将具有蒙古族身份的李凖、具有满族身份的柯岩的作品都算作少数民族文学，明显地将少数民族文学泛化了。李鸿然著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在其第一章中关于“民族文学”的概念与划分标准中，明确地以作者的民族身份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划分标准：“总之，民族文学的划分，不能以作品是否使用了本民族语言或是否选择了本民族题材为标准，正确的标准只能是作者的民族成分。作者属于什么民族，其作品就是什么民族的文学；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创作的所有作品，不管使用哪种语言文字，反映哪个民族生活，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学。”[5]因此，该著作除了将具有蒙古族身份的李凖、具有满族身份的柯岩的作品都算作少数民族文学外，还将具有满族身份的关仁山、具有回族身份的陈村的作品都算作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其实这些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没有少数民族意识、没有少数民族心理，也没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将他们的作品算作少数民族文学确实很牵强，可见少数民族的概念泛化。而李凖等人的作品在进入当代文学史时，不是以少数民族文学身份进入的，其原因就是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质。概念的泛化会导致编写文学史的学者难以遴选真正的少数民族作品，因此常常就采用弱化或者不入史的办法对待少数民族文学。有意思的是，汉族编撰者撰写的文学史将汉族人描写的少数民族题材文学划归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者撰写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将少数民族作家描写的汉族生活作品划归到少数民族文学，都是少数民族文学泛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