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可训

（武汉大学）

2006年，我完成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现将编撰过程中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借这次学术会议的机会，提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

本书的编撰动机，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想尝试一下被现当代文学史家所忽视的编年史的编撰体例，也想借此机会使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史的体例在文学史的编撰中得到复活和应用，以此对长期以来已逐渐趋于定型的现当代文学史的编撰体例来一个较大的突破。

第二个方面是想借助编年史的体例，重新搜集、发掘、整理为此前的现当代文学史所遗漏或舍弃的重要史料和史实，以便为构造新的更完备的现当代文学史，提供一个更加系统全面、扎实可信的研究基础。同时也想借助材料和事实的力量，改变文学史的某些定论和成见。

第三个方面是想通过本项目的研究，促进现当代文学研究观念与方法的更新和变化。近25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迭经变化，成效显著，但近些年来，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模式，影响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本项目的研究在突破这些研究模式的同时，也希望进而引起现当代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新的革新与变化。

第四个方面是鉴于当今学界受时潮影响，学风日趋空疏和浮躁，针对这种情况，希望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培植和倡导一种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学风，这种学风一方面源于中国深厚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也与近代西方科学的实证精神相合，在文学史学科中尤其值得重视。

本项目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依年次序作历史的叙述。现代文学编年史的时间上限起于1912年，下限止于1949年；当代文学编年史的时间上限起于1949年，下限止于2000年。对每一年度的文学史实的叙述，原则上以该项文学史实发生的月、日为先后次序，所录入的文学史实，包括文学思潮、理论批评、创作现象、社团流派、文学交往、文学会议、作家生平行止、作品发表出版和文学报刊的沿革变迁，以及与文学有关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活动等背景材料。所录入的文学史实，涉及到事实经过部分，或综合各种材料进行简明扼要的叙述，或摘引某一完整的材料代替叙述者的综合，皆力求真实准确。涉及到对事实的评论部分，则征引原始文献，复现当时人的观点。涉及到对立或不同意见，则征引多家评论，以便比较。后人有对同一事实的评价，亦酌量录入，以为参证。所征引的文献，注重其典型性、代表性和权威性，并详明出处，以便检索。全部研究成果借助编年史的体例，以较为丰富翔实的史料，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一次历史的“还原”叙述，因而比较系统完整地展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真实客观的历史面貌，同时，也在这种“还原”历史的客观叙述中，显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性。

编年体是中国古代史书最古老的一种著述体例，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大都未承此例，而是沿袭《史记》所开创之纪传体。这种纪传体的文学史，虽然也按照时间的先后，对文学史作历史的分期，依年代的次序叙事，但它的主体部分，却主要是由对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的叙述、阐释和评价构成的。这种纪传体的文学史，有它的好处，是便于以文学史的基本元素——作家作品为中心，集中叙事，撮要评骘，也便于在阐释和评价作家作品的过程中，表达史家的观点和看法。它的不便之处，是史家往往因为将注意力集中于单个作家的创作，而疏于在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和由作家的创作所构成的此一文学现象与彼一文学现象、此一文学潮流与彼一文学潮流之间建立整体的历史联系，因而难以形成清晰的历史线索，也不便于凸显由这些相互关联的文学史实所昭示的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甚者干脆“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用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阐释与评价，代替对文学史实的梳理和叙述，或根据某种先在的理念，预设一个理论的框架，而后选择相关的文学史料填充之。这种“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方法论，无疑带有很重的先验成分。近十余年来的“重写文学史”，不在史料的钩稽发掘和述史的逻辑建构上下扎实功夫，多在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阐释和评价上作“翻案文章”，不能说与这种重“论”轻“史”的文学史的观念和方法论无关。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亟待改变这种“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重“论”轻“史”的局面。本项目采用编年史的体例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就是希望通过复活中国史书这种古老的著述体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学术重考据、重实证的“朴学”精神，以救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上述弊端，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追求自身的科学性，构造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也想通过这种努力，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学术境界。编年史的体例虽然也有它自身的局限，但它的好处就在于迫使学者重新回到第一手资料中去，通过对文学史的原始资料的发掘、整理、钩沉、辑佚，占有尽可能详尽、完备同时又尽可能准确、翔实的文学史料，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这些文学史料的甄别和选择、比照和胪列，构造一个“用事实说话”的文学史的逻辑和秩序。这种文学史的逻辑和秩序，不是靠观点来“黏合”史料，而是靠史实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的，史家的观点和评价，就隐含在这些史实及其所建立的关系之中。迄今为止，用编年史的体例编撰中国文学史，仅见于古代文学史的某些断代史的编撰，见诸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撰，本项目尚属首次，因而有一定的开创性的意义和价值。此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所发掘、整理和辑录的各种文学史料、编撰的各类年表、辞典，以及所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都是本项目研究的重要条件和基础，本项目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在此前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完成了预期的研究工作。

本项目研究成果的新意，自觉有如下几点：(www.daowen.com)

（1）第一次尝试用编年史的体例编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此前虽有同名项目立项，但未见最终成果出版）

（2）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上，变“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为“论从史出”，突出强调文学史学科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3）在编年史的体例上，袭用《资治通鉴》的体例，又有所变通；

（4）在对史实的择取和叙述中，注意到为某种单一的文学史观和方法论所拘囿，难以进入史家视野的一些重要的文学活动、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报刊和文学机构等。以补正前此诸多文学史之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现当代文学史曾被讥为“半边文学史”褊狭局面；

（5）在对史料的发掘、整理、钩沉、辑佚的过程中，有新的发现；

（6）以富有说服力的史实，改变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些定论和成见。

本项目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自觉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史料学的价值。如前所述，本项目在研究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这些史料，有的是经过前人发掘整理而后为我所用的，有的则是第一次从原始材料中辑录取用的，其中有大量重要文学史料，是此前的现当代文学史所未曾采用或为史家有意弃而不用的。本项目的研究本着尊重历史事实、强调科学实证的原则和精神，对这些文学史料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征集和甄别，并依编年史的体例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胪列，使之成为一个比较完整和翔实的资料系统。这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二个方面，是文学史学的价值。如前所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长期以来，比较重视对历史的阐释和阐释历史的观念与方法，而疏于在全面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从史实本身及其所存在的关联出发去叙述历史，甚者更有观念先行、方法独断，造成了对文学史研究的诸多遮蔽和盲点，本项目的研究首先旨在改变这种“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文学史研究的观念，让文学史研究真正回到对文学史实的叙述上来，在对文学史实的客观叙述中，揭示其间所隐含的关系和本质。与此相适应，本项目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希望借助《资治通鉴》的成例，尝试复活编年史的著述体例，在这个过程中，复兴中国传统学术重考据、重实证的“朴学”精神，力求把这种精神和现代科学的阐释学的方法结合起来，以纠正文学史研究中的某些方法论的弊端。我们自信这种努力表达了学术界的某种共同的要求和趋向，所以也自信会对文学史学的建设起一定的参考和促进作用。

第三个方面，是文学史教学方面的价值。长期以来，文学史的教学因为重“论”轻“史”，所以学生的学习和训练，多在理论和方法上下工夫，所掌握的也多为前人阐释、评价的观点和结论，相反，对作为文学史构造基础的史料和史实，却缺少足够的重视，或只满足于享用前人已发掘整理的史料，接受前人基于某种理论观念对历史所作的叙述，不愿意也不善于从原始材料中去发掘新的史实，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构建自己对历史的叙述。甚者更以这种扎实的史料工作和用事实说话的学习与训练为窒息创新性和压抑创造力，这无疑反过来助长一种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可用作文学史学习的辅助教材，相信通过对这种编年体的文学史的沉潜细读、深入研习，一定会使学生受到一种科学的实证方法论的熏陶，进而提高学生对史料工作的重视，逐步培养一种用事实说话的扎实学风，对文学史教学无疑会起一种推动和促进作用。

因为是一种尝试性的工作，所以诸多疏漏就在所难免。尤其是在材料和事实的甄别、取舍方面，我们常有如履薄冰之感。至于编排是否合理，叙述是否确当，在总体上是否能够体现文学史的客观面貌，实现我们所设定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更不敢心存侥幸。所以，以我个人的体会，这部编年体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相对于中国古代编年体的史书而言，仍然是一个“历史的中间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期待专家学者批评指正的同时，也期待更加成熟的、具有更高编撰水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