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民族文学的书写问题，较之于“两岸三地”文学入史的问题更加复杂。而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一直处理得不好。

现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以汉族人数最多。汉语是当代中国的主体语言；在文学创作上，汉语文学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所以，当代的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以汉族文学史代替“中国”文学史。这种文学史的写法，从逻辑上来说是不恰当的。所以，现在有的学者提出了“汉语文学史”的概念，相似的还有“汉语诗歌”等概念。这都反映了当今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在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的缺陷。但这种将中国文学史龟缩为汉语文学史的写作方式，在学理上是说得通的；不过，显然是一种因无法全面或合理书写整个中国文学史而采取的“鸵鸟政策”。现代中国是个多民族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要书写现代文学史仅仅只书写汉族文学是不够的。

中国现当代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问题，首先是对于民族国家集体记忆的寻找和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寻找。只有在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基础上，在民族国家集体记忆的基础上，才能书写一部多民族文学史。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从商周时代开始，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现代中国境内的许多民族从那时开始就已经生活于同一片土地之上，在文化文学等各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这就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集体的也是共同的记忆。这种共同记忆并不因中国近现代社会诸多的外来侵略而有所改变，相反，因为需要共同应对外来的侵略，近现代各民族反而加深了这种共同记忆。

在当代前期的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中，如唐弢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基本方式是，以阶级论作为基本价值观和阶级斗争作为各民族的集体记忆。在这个基础上来设计民族文学在文学史中的章节安排。这也是文学获得共同记忆的一种途径和方式。

当然，多民族文学史仅有共同记忆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共同记忆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保存各民族文学的个性或民族性。有的研究者认为当前的现当代文学史：“当撰史者只是把‘少数民族文学’当成‘生活类型’和‘题材类型’时，作家的民族身份实际上并没有进入审美价值独特性的评判范畴。当主题或思想性的要求已内化为作品审美性的主要指标时，特定‘族群’历史及其风俗所形成的审美方式、美感呈现方式及其对人类及自然的想象方式，都在这些‘统一性’中被遮蔽了。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叙述的一个缺陷。”[2]

这种仅以民族文学作为一种“生活类型”和“题材类型”，当然不能展现出民族文学的个性和审美价值特性。

怎样书写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的民族文学史呢？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融入到中国文学史之中去，这是一个不得不为的选择。怎样融入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唐金海、周斌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中，开辟专章讲述“少数民族文学”。这是一种常见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入史方式，在此前的现代文学史中有过这样的尝试。在《通史》中，编著者将现当代文学史中的有些重要作家，如沈从文、老舍等，列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来进行叙述。这种做法从一般意义上也是说得通的。因为老舍是满族，沈从文是土家族。(www.daowen.com)

但是，考察老舍和沈从文的创作以后，就会感觉到，这样做是完全不必要的。也就是说，对于老舍、沈从文甚至端木蕻良这样的作家及其创作，完全可以不必突出他们的民族身份。其实，尽管沈从文为土家族，但是他的创作中并没有多少土家族的民族特性，他的写作已经融入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语之中，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文学话语水乳交融的一部分。同样的还有老舍，老舍的小说和话剧，尤其是早期的创作，如果你说它具有京味儿是确实的，但是你却很难在其中发现多少满族的文化特征。当然，在1949年之后的文学创作中，尤其是《正红旗下》才能见到他写作的满族文化特性和文学话语特征。这只不过是他的整个创作的九牛一毛而已。所以，可以说现在我们常见的现代文学史对于沈从文和老舍的安排是恰当的。

我的意见是，将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所出现的少数民族作家，放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下来叙述。根据其创作的民族性表现的程度来分别对待。如沈从文、老舍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由于其创作中的本族特性并不浓厚，完全可以将其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秩序之中。可以将他们与鲁迅、茅盾、曹禺等作家放在一起来讨论他们在叙述中的地位，安排叙述的篇幅，没有必要刻意强调其民族作家的身份。而对于那些本民族性较强，而又用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及其作品，如扎西达娃和阿来，也可以将其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来叙述，并在叙述中“适当”强调其民族性。如直接将扎西达娃放在寻根文学中，将阿来放在90年代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来叙述都是可以的。无疑，在扎西达娃和阿来的创作中，藏族的民族性是存在的，但两位藏族作家的创作，基本都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而且他们使用汉语进行写作，也可以归入到浩荡的中国文学创作的洪流之中。

而对于那些运用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品，假如书写汉语文学史就是一个难题。这不但要将这些作品翻译成汉语，而且还要给予恰当的评价。一部理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要包括运用汉语写出来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也应该包括运用少数民族语言写出来的作品。同时，一部理想的中国20世纪文学史，还要将一切具有“中国”意义上的民族作品都包括进来。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具有这片土地上的悠久的历史，但也有些民族是现代时期才有的，我不是说现当代时期新命名的民族，而是指那些具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如赛珍珠。她显然不能归入中国任何一个民族，但是她却曾加入中国籍，并成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以中国为书写对象的作家，尽管她所使用的主要语言是英语，但也应该纳入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之中。

历史时间是一种存在的必然，也超越于民族性之上。依照历史时间的自然秩序和时代发展的顺序，来安排民族作家及其创作的叙述是恰当的。而在历史时间和共同文化记忆的大背景下，叙述少数民族作家与民族共同记忆的关系，以及在这样的语境中的民族性及其审美风貌，也是恰当的。既照顾到了民族国家的共同记忆，也照顾到了民族国家的共名之下的民族文学的个性特征。当然也符合历史的本然。

[1]秦弓：《论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五四时期为例》，《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2]席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述”问题》，《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