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以“文”为本，以作品为主体；文学史以纸面的文学性创作作为讲述的主要内涵，这些都是文学史书写对象的一般性问题。文学史的书写从来都是具体的，不但具体到一般的作品，还要具体到一般的民族和国家。中国文学史也是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更是如此。而且由于中国现当代特殊的民族国家格局，文学史书写还碰到一些特殊的问题。

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范畴之内，现代当代文学史的书写面临着一个方面的对象难题：这就是中国现当代实际存在着的国家政治格局问题。从现代时期开始，中国的国家权力就存在着“两岸三地”的政治格局。现代时期，存在着中国合法政权能够完全管辖的大陆、被日本殖民的台湾，以及被英国和葡萄牙殖民的香港和澳门。到了当代时期，同样存在着一个“两岸三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中国内地、国民党人管辖下的台湾，以及由英国和葡萄牙殖民统治的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我们现在的文学史，无论对现代时期还是对当代时期文学史的书写，主要的还局限于中国内地的文学史书写。在现代时期忽略了对于沦陷的台湾文学的观照，对于被殖民的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文学的观照；在当代时期，则在编写体例和观照视野上，同样忽略了港澳台。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流是中国内地文学史。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上来说，仅仅只书写中国内地文学的中国文学史是不完整的、残缺的文学史。

在中国现代时期，由于日本和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国家版图被分割成了三个部分：日本殖民的台湾和英国、葡萄牙殖民的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虽然日本殖民者强行推行祛中国化，推行日语教育，强化对于日本的殖民意识，但是汉语文学同样存在，对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也没有彻底消泯。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具有民族意识的、乡土意识的优秀的作家和优美的作品，最为典型的如赖和的创作。在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完全可以纳入叙述的范围之内。香港和澳门也是如此。在香港和澳门漫长的殖民统治时期，宗主国语言和文化在当局的强化下蚕食着港澳的民族文化，从而使得这两地的文学多少浸染了殖民地文化色彩和商业文明色彩。但是，港澳尤其是香港，中华本土意识依然非常的强烈，也出现了不少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品，尽管在总体上其艺术水准可能不高，但作为中国文学史也应该给予符合实际的观照。现代时期两岸三地的问题在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目前，当代时期的两岸三地问题已经受到文学史界的高度重视，而现代时期的两岸三地问题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www.daowen.com)

中国当代的特殊政治使得中国出现了管理的三个区域，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和澳门，再就是中国内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基于普遍存在的大陆中心论，中国内地的文学被叙述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完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必须把台湾文学、香港和澳门文学整合进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之中。20世纪的台湾、香港和澳门文学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往往呈现出独立的文化和美学风貌，但又与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它们的文学史叙述历来是一个难点。我的观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应将港澳台文学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来叙述，既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整体观念，又不淹没其特殊性，避免了此前众多文学史的“附录”的尴尬。中国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之所以必须要将其整合进中国文学史，除了政治版图的原因之外，还在于大陆文学与台湾和港澳文学之间的千丝万缕的牵系。台湾当代文学，实际上它在五六十年代的繁荣，是由大量的大陆去台的现代时期的作家创作的，诸如梁实秋、苏雪林等人的创作；就是第二代作家如钟理和等人的乡土文学也与大陆现代时期的乡土文学有着血脉关系；更不要说现代主义文学了，路易士（后改名纪弦）就是以现代时期的现代派诗人的身份进入台湾的。类似于路易士改名纪弦的现象还很多。在六七十年代，大陆和台湾都存在着政治文学，但台湾却有着现代主义文学和消费文学，这是大陆所没有的。从历史的继承性来考量，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和消费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有着更为密切的血脉联系。我要说的就是，台湾的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割不断的关系。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说台湾文学是整个中国民族国家意义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

虽然“两岸三地”在现代时期和当代时期的政治记忆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中国民族的集体记忆却一直通过种种方式血脉相连。我们不能如过去那样对于香港文学或者对于台湾文学出于政治的考量而有意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