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内地的现代文学史结构序列里是没有香港、台湾和沦陷区文学的，80年代以后，沦陷区文学逐渐进入文学史，港台文学开始被写史者作为附录或章节纳入其中。现在，不少文学史已经把它们作为基本的文学史现象和述史结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予以轻重不同的史学描述。这是可取和可喜的。

但问题依然存在。就港台文学而言，在目前所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它们虽然进入视野成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但总体上给人一种“两张皮”现象，即它们是作为以大陆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皮”的“副皮”出现于文学史结构中，是现代文学史结构的补充部分，或为了使文学史结构的总体全面性和完整性而被召唤进来的“附录”性质的存在，是配角和配菜，甚至只是一种调味剂和调色剂。它们与作为主体的大陆文学之间，缺乏一种史学结构和叙述中的血肉相连和融合融入感，换言之，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者和写本，在叙述大陆的文学事实和现象时，都基本具有自己的文学史观念和视野，由此而来的史学理论与写作模式和述史模式，并将整个文学史纳入自己的史学观念与理论体系中，形成了具有内在统一性和联系性的整体与结构。

相形之下，对港台文学安置和处理的“配角性”和“调剂性”，使其显得外在于文学史，游离于文学史的内在统一性和整体性，没有成为文学史装置、结构和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写作者的史学观念、理论和方法构成的装置没有把这一部分文学有机融合和纳入统一性和整体性的文学史中。这就使得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史中的港台文学显得尴尬：不纳入其中不妥，纳入其中又无法避免硬性嵌入和外挂的游离性乃至装饰性，如何解决内溶性、有机性成为难以跨越的门槛。

这的确具有挑战性和难度。而这种难度是由港台文学所处的特殊环境、生态及由此带来的文学面貌与维度决定的。

众所周知，在中国内地的现代文学诞生和发展的时期，台湾几乎一直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1894—1945）。长期的殖民统治、皇民化教育、殖民意识形态统制、汉语的边缘化和非主流化，使得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作家能够流利使用中文进行写作者寥寥。殖民主义环境和压迫，使台湾与大陆在政治、文化上基本隔绝，成为一度脱离了母体的存在，因此中国的五四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30年代左翼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四十年代多元政治区域内的文学，对台湾基本没有影响或影响甚微。虽然台湾也有现代文学的历史，20年代杨逵以日文写作的小说《送报夫》，是表达台湾人民生活困苦和精神屈辱的小说，30年代左翼作家胡风在他编辑出版的专门收录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小说集《山灵》中也收录了此篇小说，但是，这类文学有两个问题：第一，数量比较少乃至非常少，难以构成一种文学现象，并且与中国内地文学缺乏精神的联系和沟通；第二，是以日文而非汉语写作的，尽管作者是中国台湾人、小说写的是殖民地里中国人的屈辱生活。这就带来一个棘手的难以处理的矛盾：这种非汉语写作的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主旨和主脉构不成内在与外在的联系，从大中国区域概念上，虽然可以将其纳入中国文学，但由于其语言表达形式的特异性，日本方面也可以将其纳入日本的海外殖民文学范畴。一种文学被两个国家特定时代的文学史接纳，即精神属于母体中国而形式和语言属于他国，又是在当时属于殖民与反殖民尖锐对立的两个国家，这种现象对整体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理论都带来挑战。

1945年台湾光复、彻底摆脱殖民统治后，才回到中国怀抱，但由于殖民统治的漫长和中文的荒疏，台湾作家需要经过一段母语文字的修习才能接续上文化与文学的血缘血脉，台湾现代文学自此肇始，但真正生根发芽尚需时日。而不久开始的国共内战和国民党败退台湾，台湾与大陆又分属于严重政治、军事和文化对立的时期，台湾有汉语写作的现代文学在一种与大陆完全对峙的环境中独立成长和发展，除了以反共文学为代表的官方文学在意识形态诉求、政治化思维和表达方式与大陆此时的红色经典和革命历史叙事具有惊人的同一性外，其余文学类则与大陆分道扬镳。这样的文学如何整合、纳入文学史，则是当代文学史需要解决的问题。(www.daowen.com)

香港文学则是另一番情形和面貌。1841年沦为英国殖民地后，港英当局虽然不像后来统治台湾和东北的日本殖民者那样制定完整的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新闻、文化、教育、文学的统治政策，或者说，作为工业革命和世界现代化肇始者之一的老牌殖民者，大英帝国在它占领的广大的殖民地地区和国家，虽然也在语言和教育上推行殖民化，培植殖民地意识，但是没有实施系统的殖民思想统制，殖民性和现代性兼而有之的特点，[1]使得港英殖民当局一方面通过教育与媒体加强和提升英语地位使之成为官方和公共语言，培植殖民地意识，一方面允许文言和古代中国文化与文学、通俗报章和文学及民间的汉语与粤语使用和存在，一方面相对宽容地允许思想言论和公共空间的自由存在。英语的教育和流行使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商业经济文化在香港占据主体，香港成为大英帝国世界殖民体系的一部分。文言和古代思想文化通过教育和传媒体系在香港的“中国文化正宗”地位，不只是如论者指出的殖民者将殖民意识和中国传统中的封建主义意识兼收并蓄、混合搅拌，以强化和达到对殖民统治的顺民和服从意识，为殖民统治及其意识形态建构提供本土资源，同时，文言和国学的存在、坚守与倡导，在更深的意义上，也是对抗殖民统治和意识、保留中国性与本土性的有效方式，在整体的殖民环境中保存固有文化和语言，在所有第三世界被殖民国家中都具有历史、文化和精神的重大价值和重要意义。但是，香港的文言和古代思想文化的坚守与在香港文化中的地位，在殖民环境中意义重大，却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趋向相悖逆，使得香港没有与接壤的内地新文化和新文学同步同风、共鸣共振。

当然，香港并不是没有新文学的因素与潜流。五四之风在香港没有引起阵风，却送去一缕清风。五四以后陆续有内地作家和文人到香港任教、讲演，新的报纸杂志在香港的出现，特别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至香港在太平洋战争以前、1945年至1948年国共内战时期，有规模颇大的代表大陆新文学和革命文学主流的作家诗人、文化人士避难于香港，利用香港比较自由宽松的舆论和文化环境，办教育和刊物，从事创作与批评，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成为香港文学史重要的南来作家群，也使得战乱时代的香港一度成为中国文化与文学化外的中心。虽然南来作家与活动对香港文学史的影响和作用，是雨过地皮湿，还是润物细无声，有不同认识和评价，但无论如何，既是殖民环境又是相对自由的文化空间的特点，造就了香港文学史上的南来作家现象，而南来作家文人的整体文学活动及其创作，又难免不带有环境的因素。新文学、进步或革命文学与批评在香港的活动与成就，一方面不可能不对香港文学产生内在影响，尽管殖民环境、商业环境和香港大众对新文化与文学存在隔膜，使新文学的影响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香港文学，还需史料与理论的爬梳与建树，另一方面，恰恰是香港的自由与安稳的环境内在影响了南来作家的写作与活动，如萧红的传世之作《呼兰河传》写的是记忆中的童年和遥远的东北，那些风俗画般的场面和诗意记忆具有的宁静与温馨，与香港提供给萧红的暂时的安稳、不受干扰和宁静自由的环境存在内在的衔接和联系，放松和不受干扰的自由心态决定了小说的格调与情调；茅盾的《腐蚀》也是在重庆与故人相遇、对环境和政治压抑的忧烦、为摆脱这一切而来到香港后，才得以自由地想象、抒发和批判。包括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为代表的代表中共文艺政策和思想的刊物作家、理论家和文化人集团，他们之对中共文艺思想的阐释和对沈从文、对自由主义文学的激烈乃至过火的批判，也是利用了香港这块融殖民地与自由空间构筑的文学场，方可以尽呈党派批评之大观。一种对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进行总结和清算、为新中国文学扬鞭开路奠定风向和走向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学批评，若在同质的解放区则不可能如此张扬，一是1942年整风后解放区文学基本解决了文学的归属与功能的统一性问题，二是时当战争环境无暇意气风发地辩驳批判，三是解放区的政治环境若如此锋芒毕露地斥责批判解放区以外的文学，会有碍于统一战线和革命夺权大业的步履。若放在国统区也有不便和不能，因为内战后期中共及其媒体撤离国统区，没有发言的渠道和媒体，而国民党政府和地方政权的文化管制既可能会使激烈者丧失性命（闻一多事件），也会限制或制止这类所谓“反动言论”。只有香港的环境才可以使他们自由畅快地党同伐异、指点中国文学的江山并预制共和国文学的走向、色调（红色）和品貌。而香港这块殖民地飞地和自由空间却是可以代表解放区文化文学对国统区文学进行批判指点的最佳文学场，其发言可以面对和传播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和整个中国内地，不受任何限制。从传播学角度看，传播者如若将自己的声音和思想传播出去达到传播效果，传播媒介（环境）和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中共文人集团通过批评和批判对新文学的臧否抑扬，本质上无师自通地利用和寻找到最佳的传播媒介与环境。利用殖民地环境提供的自由言说的文学场和传播环境，对党派化和非自由的文艺政策与思想进行自由的宣扬，宣示党派化和不自由的文艺政策、思想和文学的历史性胜利及其必然性，同时自由地对自由主义、人性主义、非阶级斗争文学批判否定和宣判死刑，自由地宣判在自由场地之外政治与文学的乃至自由本身的反动与死刑，这是香港这块殖民地、自由港和文学场发生的最有意味的事件，而这样的环境与事件其实深在地辐射和影响到40年代中国文学和即将诞生的共和国文学。从这个角度看香港两次南来作家集团的活动，不仅于香港文学有内在影响和意义，于大陆现代文学亦有深远的影响，它不是大雁飞过不留痕迹，而是在两度降落的栖息地留下清晰的印痕并辐射和影响到外部的文学。那么，如何将香港文学、将南来作家的活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内在有机地衔接融会，同样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类似的现象还存在于大陆的沦陷区文学。1949—1979年，大陆的现代文学史是不涉及沦陷区文学的。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禁区的打破，沦陷区文学的研究逐渐兴起并一度兴盛。其中，东北沦陷区文学的研究从资料收集、编排到研究，在80年代和90年代曾经取得不凡的成果。东北沦陷区文学不仅是“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东北光复的八年，也包括1905年日俄战争后大连等南满地区沦陷后的时期，共有14年。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地区、武汉、南京和上海等华中和华东地区，也都有沦陷被占的殖民地时期。现在，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和研究的深入，人民一般不再简单指责沦陷区文学是汉奸文学，不用简单的政治善恶判断文学的是非。当然，在这样的殖民环境下，确实有落水文人和汉奸作家，有汉奸文学的存在并表面上居于主流。但是，沦陷区文化、文学、文人的构成是极其复杂的。有属于殖民者海外殖民地的日语文学，有中国人用汉语写作的文学——包括汉奸文学、附逆文学、表达曲折抵抗意识的文学、既不附逆也不反抗的文学、娱乐消遣为旨归的通俗文学。作家也是这样，有的堕落为汉奸文人，有的坚持民族立场，也有整体上抗拒附逆但在高压下一度表面拥戴所谓大东亚文学国策，算是偶尔失足。即便是沦落的汉奸作家，其作品也并非都宣扬“东亚共荣”和法西斯政策，如周作人。一些作家在政治上屈服于殖民者或在伪政府任职，如纪果庵、文载道等，但其文学写作却是地道的中国立场和中国文化血脉，其历史文化散文的成就是不低的，北平、南京和上海沦陷时期的散文写作的历史承传和文类创新，是有文学史价值的。还有，以往曾经以是否表达抵抗来区分沦陷区文学是否汉奸文学的价值域。其实随着沦陷区的日益严酷和时间后延，真正公开或曲折表达抵抗意识的文学区域缩减，而那些既非附逆也非反抗的、表达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和日常生活的文学，也自有其价值。这就涉及一个对沦陷区整体认识和评价的问题：是否承认沦陷区在压迫和抵抗的两极之外还存在日常生活？沦陷区人民在政治高压下的屈辱的日常生活是否也有表现的价值？是否可以跳出简单的善恶对立两极的视野和框架去认识和评价沦陷区生活与文学？沦陷区文学如何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纳入多少、如何解释和评价？作为因政治带来的边缘文学，它们与中心的关系该如何构建和省查？换言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流和中心如何处理与这种边缘文学的关系？如何进行有机整合？

一个真正中国概念和范畴的现代文学史，是应该包含港台和沦陷区文学的。可问题和难题是如何包含与整合。这些总体上属于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殖民环境中的文学，与总体上属于启蒙、救亡、革命、翻身、解放的文学，在取向和流向上存在不合流、不合拍的价值对立关系乃至矛盾关系。但是，既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中国，出现和存在过殖民环境中的文学，殖民主义控制和统治下的文学，那么，就应该把它们容纳进去，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环境中抵抗殖民与封建主义的启蒙、救亡、革命、翻身、解放文学主潮中，一度陷于殖民环境中的殖民文学现象，这种文学现象应该纳入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文学叙事中，而殖民文学叙事也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组成部分。为此，需要在文学史写作的框架、结构和文学史理论中，安置和处理好殖民文学的位置，找到一种装置进行解释和受纳。如果解释和处理好了，就会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学视野、价值和理论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