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城

（韩国·木浦大学）

一

在从学术中独立出来之前，文学就作为人文记录的重要一部分发挥着作用，即使曹丕宣布文学独立后也与史哲、政治、经济保持了密切关系。以兼济天下为志向的传统知识分子大部分持文以载道的文学观，没有割断文学与社会的纽带关系。文以载道的传统也被近现代[1]知识分子继承了下来，在大部分时代转型期，文学处在社会的中心位置。以梁启超等人推动的晚清文学革命为开端，五四新文学运动、左翼文学运动、抗战文学运动等可算是有力的证据。可是，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突如其来的大众文化潮流将文学边缘化，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温儒敏指出，“文学边缘化”和“文化研究”是妨碍文学史发展的因素，它们其实是一个铜钱的两面。“文学史学”是对长期处在中心位置的文学的历史进行的认真研究，同时也是为了打破边缘化（marginalization）的危机状况而进行的新的探索。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正在重新形成。在这种情况下，能指（signifier）一直是漂浮着的。陈思和将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史分为三个时期，即“新文学史”研究时期、“现代文学史”研究时期、“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时期，各个时期的起点分别为1933年、1949年、1985年。[2]与别的文学史家使用的能指相比，这是以所指为中心进行的划分。但是从细节看，并不能充分呈现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特别是在“新文学”研究时期，从文学史观的层面上有必要去对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进行一下区分，且整个近现代文学史缺少对通俗文学的评价。在“二十世纪文学”提出15年后的2000年提出的“双翼文学史”，认为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一起组成了“二十世纪文学”，揭示出“二十世纪文学”这一概念的不完整性。

早就关注文学史编纂学的黄修己在坚持“新文学”这一能指的同时，从编纂史的观点，对主要著作进行了评论。他在“新文学”的能指里，把“二十世纪文学”和范伯群的通俗文学也列为了对象。他对中国新文学史编纂的历史进行了如下回顾：“新文学”代替古代文学开启了中国文学新的历史，20世纪三四十年代、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了文学史著述的三次高潮。黄修己划分各个时代的主要思想依据是30年代的进化论和阶级论，40年代和50年代以后的新民主主义论。[3]但是，50年代新学科开设后，新文学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成为运用历史事实宣传、教育大众的工具。因此，这一时期“不是客观地、冷静地来回顾、反思的时候，也不是可以用纯学术的态度来研究文学的时候”，[4]“当时，人们大都认为历史的描述只有符合《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才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才能具有那时的‘当代性’和‘先锋性’”[5]。思想解放运动则解构了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模式。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进行的解构在新文学的历史、作家、文学史内容的扩张等领域展开。他说：“中国新文学史从建设到解构，受时代背景的巨大影响和制约。历史评价的变化所反映的、印证的，其实是时代背景的变换。”[6]黄修己的回顾虽然局限于“新文学”，却让我们联想起“政治化的国民文学”这一核心概念。作为近现代（modern）制度的国民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无疑是国民国家（nationstate）形成的主要机制，但是近现代中国的国民文学却特别地走向政治化的道路了。

温儒敏根据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规定，将“近现代文学”[7]设定为独立学科，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作为其建立的标志，把王瑶以前作为前史来把握。他写到：经过五六十年代的“体制化”和“集体著述”，80年代热烈的讨论和9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阶段，多元阶段已经来临。他参照黄修己、徐怀中（1997）的研究成果，以文学史观和方法论为重点，具备了将现代和当代整合起来考察的长处。有趣的是他在最后一部分（第20章）中，提到了“边缘化问题”、“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文化研究问题”、“现代性”等使近现代文学发展产生困惑的问题。[8]但是换个角度，不错过机会的话，危机和困惑也可以让我们创新和进步。边缘化逼他们深入研究文学史学，现代性和全球性一起组成21世纪全球和中国的语境。引人注目的是“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据我所知，中国的“文化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9]在社会主义30年间被禁止的西方理论以“现代化”的名义进入，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对“后学”（postology or postism）和“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产生兴趣。各种西方理论虽然缓解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饥渴，但是在碰到中国的现实时只能变成“灰色理论”。在这漩涡中，只有作为研究方法论的理论才能有效。“文化研究”就是批判的、有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好像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同。

依靠上述关于新兴文学史学的研究成果，下面我想把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话语分为“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二十世纪文学史”、“双翼文学史”，对这些话语的历史变迁过程和各个话语间的排除和压抑、解放和复原的机制进行一下考察。

二

“新文学”和“现代文学”这两个能指是指从五四到1949年这段时间。不过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新文学”包括以五四为代表的所有启蒙文学；与之不同，“现代文学”在五四以后的分化中，排除全部右派以及鲁迅以外的中间派，我们可以将它叫做“左派文学”或者“左倾文学”。

“新文学”是在批判“旧文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新文学的倡导者夸张地将一切不是新文学的文学统称为“地主思想和买办主义的混血儿”、“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儿”、“游戏性的消磨时光的金钱主义”[10]等，把它们视为敌对力量，而与自身对立。初期的文学史著作以多样的文学史观评价“新文学”，在30年代，带着各自独立的新意叙述“新文学史”，但是在对“旧文学”的批判上，大多文学史家保持了一致的见解。虽然这在当时是“共识”，并且从历史上看，“新文学”通过艰苦的过程掌握了主导权之后，其内部派生出了左与右的对立。但是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新文学”通过抹掉（to erase）“旧文学”来确保自我认同果真是正当的吗？虽然没有必要否认提倡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五四新文学的思想文化的启蒙意义，不过其深层一直存有话语权力的政治学。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被称为“最早的完整现代文学史”，它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理念。王瑶对新文学的基本性质进行了如下界定：“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文学。其性质和方向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方向来决定的。”[11]仅就此看来，王瑶不过是把主流意识形态反映在文学史中的官方学者。不过，他的弟子们将其著作作为独立学科开设的标志（温儒敏），王瑶对钱理群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提出了质疑。[12]与他没有直接师承关系的王晓明也认为《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创了新的研究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中的“正”是王瑶的研究模式，其特征就是相信文学历史的不断进步以及强调社会经济因素对文学的决定性影响，这就使其接受了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的森严约束，使对于现代文学的系统解释得以迅速构筑。[13]但是，王瑶的模式没能持续下来，“现代文学等于新民主主义文学”这一等式一直贯穿了社会主义30年。其中，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1980）》与主编试图根据个人的文学史观进行书写的意图[14]不同，它很难摆脱国家政治的干涉，甚至于很难否认他想符合当时政治状况的态度。王宏志批评唐弢的文学史编写方法虽然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陈思和、王晓明的主张有很多共同点，但是因为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1980）》是由“集体工作”而成的教科书，因此无法和王晓明、陈思和等的主张相符合。[15]

“现代文学史”阶段的文学在革命文学论争以后，快速转向“左”倾。同路人文学或者右派文学毫无立足之地。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人民文学”的理念提出之后，老舍、巴金等所谓“民主主义作家”也很难立足。这是1949年以后从“左派文学”独尊的观点对1917—1949年的文学进行的解释。“二十世纪文学史”的贡献之一则是使得被“现代文学”压迫过的所谓“右派文学”重新回归“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如果说“新文学”是与“旧文学”对立的概念，而“现代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是同一概念，那么“二十世纪文学”概念则是他们煞费苦心创立的概念。陈思和评价其“不仅解放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而且也开拓了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视野”。[16]之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7]成为中国文学界通用的概念，[18]在韩国的中国文学界也成为一个为人熟知的概念。[19]

三

作为新时期近现代文学史话语代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1985年5月6日到11日，在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在北京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北京大学的钱理群和复旦大学的陈思和不谋而合，分别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研究整体观》，引发了很多研究者的共鸣，此二人也因此成为该论的代表论者。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执笔人之一钱理群与王瑶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他虽然继承了进化论的历史观，但他强烈批判社会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决定性影响，把焦点放在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上，倡导新的文学史观。“二十世纪文学”这一能指含有所谓“迈向世界文学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量化规定和带有所谓“改造民族灵魂”的思想启蒙主题的、“反帝反封建国族文学”的质的规定。他们的逻辑是打破已有的近代/现代/当代三分法模式，将“二十世纪文学”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用共时的方法来考察。他们设定“二十世纪”这一“文学史时间”的另一依据是所谓“世界文学”的形成。他们设定了“世界文学”这一大系统和中国文学这一小系统。19世纪末初步形成的“世界文学”具备由各国的国民文学实体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系统。他们认为作为“二十世纪世界文学”这一大系统之组成因素的“中国文学”小系统，从1898年起开始了与古代文学的全面断绝，到五四时期完全断绝。他们的研究方法论的主要特征是“整体意识”。纵向上，以具有两千年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为时间背景，横向上，以20世纪世界文学的整体框架为空间背景。同时，他们还果敢地批判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这样的分工式研究惯习，指出重写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革新以及新的批评标准的确立有着密切关系。“二十世纪文学”这一问题意识试图打通已有的“近代/现代/当代”研究分工，获得一种宏观视角，又强调其是为了微观研究进行的宏观考察。

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新视角。他将“二十世纪文学”分为1917年以来的五四新文学运动、1942年以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1978年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三个阶段，不过各个阶段的发展是相互交叉、此消彼长的。仔细说来，陈思和用“新文学”这一能指来标记五四到新时期，将其设定为一个开放性整体，提出把传统和发展作为主要方法论。对他来说，“传统是发展中的传统，发展也是各时代传统知识的变形”[20]。陈思和把作家、作品、读者三方面综合起来考察，将“新文学”的发展阶段分为三阶段、六层次，此一区分是相当独特的。其独特之处在于以文学自身的发展、空间概念和主要潮流的形成与发展作为时期划分的共同标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21]中，陈思和把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分为1949—1978年、1978—1989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三个阶段。作为划分标准的1978年和1989年分别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四天安门事件”相关联。他追求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文学，却没有缩小两个事件的文化意义。陈思和在《前言》中提到多层面、潜在写作、民间文学的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理想主义、共名与无名等主要概念，并对这些概念进行了说明。1987年，和王晓明一起主持了“重写文学史”讨论的陈思和，说讨论的目的是“只是为了倡导一种对文学史既定结论的怀疑风气，更加进一步推动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22]。他以自身的文学史是带有“偏见”的“属于我的文学史”为前提，把从19世纪末士大夫新文学运动开始到20世纪末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理解为“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地位变迁史和心灵发展的坎坷历程”。同时，那一时期还是“一个由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一百年，是古代士大夫的庙堂专制向现代知识分子的多元价值转型的一百年”[23]。他把改变了20世纪国家文化结构的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作为文学史分期的标准，前者颠覆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通过从根本上杜绝知识分子登龙门，在庙堂之外开设场地，发起新文化运动，建立了以启蒙文学为特征的新文学传统。这是他的新的第一阶段。把抗战作为第二阶段分期基准，是陈思和与人不同的构思。他把“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文化传统和抗战以来的抗战文化传统”作为所谓“当代文学”的主流，在第一阶段（1949—1978年）中，后者作为主流存在，前者作为隐形结构存在。[24]换句话说，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文学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被战争文化压倒，但是作为由少数作家构成的民间隐形结构（hidden structure）存在着，在新时期重新复活（revival）。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已经超过20年了。在中国，不用说北京和上海，从济南到重庆和成都，从南京到石家庄，遍布中国全域，接受“20世纪文学”这一问题意识的文学史出版的状况，说明了其广泛的影响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们虽然打破了既有的学术壁垒，提出了新的问题意识，但是也各自都存在着问题。《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代表执笔者钱理群在那篇文章发表14年以后（1999年），披露了自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如下所感：虽然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仍是坚实的，并在学术界获得了普遍认同，但他承认发表当时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氛围，把西方现代化道路作为中国现代化理想模式的西方中心论，以及历史进化论和历史决定论文学史观的影响。

与此同时，从全球化和东亚坐标观察时可以指出下面几点。

首先，虽然他们把20世纪中国文学设定为开放性整体，但是开放仅仅限定在中国国内。他们对包括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学不怎么关心。钱理群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对民间思想潮流倾注了更多的精力；陈思和对作为东亚文学的韩国文学似乎也关注不多，只是努力把中国作家介绍到韩国。相反，他很久以前就开始对美国汉学倾注关心，想跳过东亚，与世界结合——“脱亚入球”。

其次，研究与教学之间的背离。他们虽然提倡了20世纪中国文学，却没有执笔完整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的钱理群等写了“现代文学史”，[25]复旦大学的陈思和主编了“当代文学史”。[26]即便考虑到难以将研究成果轻易转换到教学，但两者间暗存默契的嫌疑或许是有的。结果，只是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问题意识，之后在教学这一实践中，重新回到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分界，这点我觉得可惜。

最后，我以为他们仍旧把焦点放在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启蒙上。比如说在钱理群等的著述中通俗文学的地位微不足道。陈思和的“无名”问题意识也是无名中的共名。他所指向的不是在资本市场大海中漂流的无名。共名可以说是为五四知识分子启蒙文化所指导的共名。因此，在他的文化地形图中没有大众文化立足之地。和他的初衷不同，陈思和关于“共名”与“无名”的区分在区别“新时期”和之前时做出了贡献。

四

“双翼文学史”话语是由范伯群提出的。其文学史意义在于继“二十世纪文学史”把“右派文学”解放以后，将“新文学史”排除的“通俗文学”（旧文学、传统文学、特别是传统白话文学、本土文学、封建文学）引入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在范伯群编写文学史前，通俗文学的问题意识还由陈平原、刘再复等提出过。

陈平原对20世纪文学中通俗小说的三次上升进行了分析。第一次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第二次是20世纪40年代，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五四新文学提倡者攻击的就是第一时期的通俗小说，“这一时期，迎合小市民的口味、形式化和娱乐性很浓的小说的大量出版被称为是‘封建文学的复辟’和‘鸳鸯蝴蝶派的泛滥’”[27]。五四新文学抓住这些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弱点进行攻击，“为引入西欧现代小说奠定了基础”。[28]陈平原将其称为是高级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打倒”。与之相反，20世纪40年代，以张恨水的“通俗文学”的高雅化和赵树理的“高级文学”的通俗化为代表，可以说是当时主流文学的文艺政策“普及与提高”的一个突出的例子。通俗文学的第三次上升是香港和台湾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风靡以后各种通俗小说与高级小说争夺地位的时期。80年代，由于文艺创作出现了多元并存、多元探索的局面，文艺理论家们对待通俗小说的态度，是一种颇为洒脱的理解和宽容。[29]陈平原进一步在艺术发展规律的层次上说明了通俗小说上升的原因。在他看来，高级小说对艺术的探索愈来愈深远的同时，作为小说最基本特征的娱乐功能被无视，因此，一般读者欢迎了美学水平不高却有趣的通俗小说。于是，在“二十世纪文学”中形成了如下循环：梁启超的政治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五四新文学—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侠小说—20世纪80年代初新时期小说—通俗小说。可贵的是，陈平原认为小说界理想的局面是由“高级小说”、“高级通俗小说”[30]、通俗小说三种组成。陈平原通过所谓“新小说”研究获得的省察，可以扩大到近现代文学史全局的理解，和范伯群的“双翼文学史”是一脉相通的。

刘再复曾将通俗文学的问题表述为“本土文学”。他在论及金庸小说的文学史位置时进行了如下说明：20世纪初中国文学因社会变化和外来文学的影响，分裂为“新文学”和“本土文学”两个不同的文学流向。后者与前者一起组成了“二十世纪文学”的两大实体或者潮流，经过缓慢的积累过程，建立了自身巨大的文学建筑。它经过了20世纪初的苏曼殊、李伯元、刘鹗，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张恨水和张爱玲等，直到金庸。金庸在香港这一新的环境中，直接继承了“本土文学”的传统，并集其大成，发展到新的境地。[31]他的“本土文学”就是指被五四时期的“新文学”逐出文坛的“旧文学”和“鸳鸯蝴蝶派”小说，刘再复在和“新文学”对等的水平上，将其恢复为20世纪文学的一轴。

范伯群在2004年4月主编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可以说这一事件表明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阶段。该书仅正文就达1746页，分为社会言情、武侠党会、侦探推理、历史演义、滑稽幽默、通俗戏剧、通俗期刊编等七个领域以及大事记编。可以说这是一部考虑和尊重下级体裁相对独立性的文学史大作。

在中国近现代[32]时期“虽然劣等”却被人们广泛喜爱的通俗文学的社会历史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繁荣滋长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以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阶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33]

上文中最重要的是指出了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是以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不断繁荣发展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通俗小说也可以称为“都市通俗小说”。它与“现代文学史”或“二十世纪文学史”里的“社会剖析派”都市小说或“新感觉派”的心理分析小说不同。它是从近现代都市生活选取广泛的题材，用趣味十足、细致入微的描写勾画出丰富多彩的社会面貌。这些作品可以很好地把握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心态，淋漓尽致地反映社会事态和人情冷暖。不仅继承了白话小说的语言传统，而且适当融合了外国文学的技巧。“他们在崇尚民族传统形式的同时，也向外国文学学习创作技巧和活的文学语言。”[34]

再看一下与文学史研究相关的文章：

在这20年中，近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正在形成一种共识。应该将近现代通俗文学摄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是我们文学的双翼，今后编纂的文学史应是双翼齐飞的文学史。

在这20年中，近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正在接受一种观点：过去将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通俗文学重要流派——“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视为一股逆流，是“左”的思潮在文学史中的一种表现。[35]

把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一起作为文学史的双翼来接受的共识的变化，不像范伯群期望的那样是一帆风顺的。最近，范伯群出版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36]完成了有关通俗文学的第二期工程。他果断地摘掉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头上“逆流”和“配角”的帽子，从时间、源流、读者、功能层面上对通俗文学的历史进行了概括。特别是把通俗文学在被知识精英文学排斥的同时吸收其养分而摸索出了新的道路的过程，概括为了“相克中的相生”。还将晚清谴责小说归类为社会通俗小说，扩大了其外延，以考察启蒙主义和通俗文学的关系，重新解释了继承传统的功能。他扬弃传统中的封建因素，认为继承诸如“孝”文化这类传统美德是通俗文学生存的根据和意义。范伯群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现代”通俗文学切实地统合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家族”中。这就是他说的“双翼文学史”的内涵。我们可以期待“双翼文学史”扩展到“当代文学”的第三期工程。

五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话语当中，“新文学史”话语为了“新文学”的生存，排除“通俗文学”（旧文学、传统文学、特别是传统白话文学、本土文学、封建文学），“现代文学史”话语压制了和“现代文学”一起组成“新文学”的“右派文学”和“同路人文学”。五四时期少数者（minor）的“新文学”经过艰难的过程，批判当时是主流的“旧文学”，在确保了话语权力之后，排除了旧文学，“现代文学”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压制了跟自己不同的其他文学。对旧文学的排除和对右派文学的压制使中国近现代文学自己排除了多种可能性。直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迎来了思想解放的学界在1985年通过提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话语，解放了被“现代文学”压制的“右派文学”和“同路人文学”。在21世纪开头，“双翼文学”话语提出的同时，复原了被“新文学”抹掉的“旧文学”。

如果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话语之后，“双翼文学”话语被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者广泛接受的话，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将会初步体现霍尔语境中的“认同的政治”和本文脉络中的“他者化[37]的政治”。如果作为排除与压制的主体和客体的话语，互相认定和尊重彼此差异的同时，面向“结构性共善”或者“差异内的统一性”的话，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话语将会进入“多文化”（multi-culture）状态。如果说依然存在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在学科间和学会上的分派是需要在短期内克服的课题的话，那么对中心对边缘、强者对弱者、主流对非主流、支配集团对差异集团等近现代（modern）式两分法的扬弃，则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话语的“长期持续”（longue durée）的课题。

六

随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话语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起点的惯例提出了疑问，“双翼文学史”话语则又主张近现代文学史应包括通俗文学，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正在重新建构当中。

范伯群的通俗文学史问世两年多后的2010年，两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著作同时出版，分别是朱寿桐主编的《汉语新文学通史》（上、下）和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中、下）。以前者标榜“通史”、后者以超越所谓“二十世纪”的物理概念，探讨从1890年到现在的时间观之，标榜统合（integration）的意图相当明显。过去的文学史通常以国族（nation）或国家（state）的界限为中心加以建构，从前者以汉语为中心，将文学史加以命名来看，姑且不论其立意是否恰当，颇值得吾人关注；而后者虽仍袭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名称，但其内容中将“近现代性”（modernity）作为核心语（keyword），超越所谓20世纪的物理性时间，且此书超越语言，以华人为标准，将方言文学和翻译文学加以纳编，因此亦应值得吾人关注。两部文学史都具有除中国内地以外，纳编台湾、香港、澳门，甚至华侨文学的共同点，可说与过去著述迥异。

这两部文学史著作中，还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共同点，就是将近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前移。朱寿桐安排一章论述“近代文学改良运动”揭开五四文学革命的帷幕，并将黄遵宪的“言文一致”（“我手写吾口”）、裘廷梁的白话文、梁启超的文体革命以及林纾和严复的翻译等加以纳编，他还举论文明戏、鸳鸯蝴蝶派、南社等。而严家炎以现代性为标准，概括20世纪中国文学，并在第一章中，将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作为甲午之前的文学开端。[38]

朱寿桐的“汉语新文学”或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各自以“汉语”和“华人”为基准，尽可能扩大容纳范畴，这与最近中国的文化国族主义的策略相吻合，也与根据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988）出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化话语策略吻合。国民化话语主要探讨多元与一体的关联性、[39]国家（state）与国族（nation）的关联性以及中华国族历史的形成根据等。根据崔亨植的研究，从多民族国家（multiethnic state）概念出发的“中华国族”论，被认为和国民国家的“中国国民”概念等同，也被认为是为实现中国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国族统合的核心概念。这可以说是把“中华国族”和“中国国民”相同看待的论理结果。[40]徐迅指出在大陆被提出的“大中国”概念由“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中国”三阶段组成。根据他的研究，“政治中国”系指拥有国家主权和领土界限的中国；“经济中国”系指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华人，他们是以经济和商业维系纽带的共同体；“文化中国”系指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所有区域。经济中国的范畴超越主权中国，文化中国不仅扩张至华侨所在的所有东南亚国家，甚至拥有大量中国移民的美国都包含在内。[41]由此观之，朱寿桐的“汉语新文学”和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可以作为“文化中国”的一环进行理解。前者以汉语、后者以华人为基准，最大限度地加以纳编。但是反过来说，前者不但自动放弃中国疆域内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也放弃了方言文学。后者虽加入了中国人写的外语作品，但就如同朱寿桐将外国人写的中国语作品[42]包含在“汉语新文学”中一般，若有某位法国文学史学家想将《黄衫客传奇》纳入法国文学史的话，必然会引发争论，这与最近华籍美国作家发表的英文小说，究应归类于何处的问题相重叠。例如Ha Jin的小说是华人写的英文小说，虽然不被纳入朱寿桐的“汉语新文学”范畴中，但却可被网罗进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范畴中。[43]

目前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正在重新建构当中，否定过去习惯上的以“五四”作为起点，范畴也持续地扩大。在起点上，钱理群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提出以1898年作为起点；范伯群将年代提前至1892年，严家炎设定为1890年；王德威则提前至1851年的太平天国时期；而如以《海上花列传》为基准考察，则应从“五四”时期上溯约30年。文学史的范畴也持续膨胀，三分法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虽是左翼文学史，但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右派文学得以复权，在“双翼文学史”中，通俗文学得以复辟。至此为止还是在“国家”范畴内。进入21世纪，中国近现代文学史通过自我改变，超越了国家界限。从“中国文学”膨胀至“汉语文学”、“华人文学”，进入重新建构的阶段。这些话语并不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视为固定的实体，而是理解为流动性的概念，与“后主义”的策略共进；但在尽可能将所有范畴融合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同时进行将范畴以外的文本加以排除的趋势；这些趋势也是在本文中考察最近中国学术话语时不得不忧心的理由。

最近在韩国也有数种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出版，和以前文学史的起点设定为1911年[44]或1917年[45]迥异，洪昔杓用“广范畴的中国现代文学”名称，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史”从19世纪末起，“应全面探讨包括二十世纪整体，现在仍在进行中的中国文学的变化和发展”[46]，可说与本文“中国近现代文学”的文学史认识接近。事实上，这些文学史认识与较近期出版的《与中国现代文学相遇》[47]相似，较为久远的可说与《中国近现代文学运动史》[48]相连贯。前者将“近代”部分视为转换期，后者从东亚近现代的问题意识层次，主张应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起点提前。

但是，重要的并非何种起点和何种范畴是否恰当，而是该标准是什么，通过对于起点和范畴的议论，检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视野如何得以确保的问题设定。本文认为，现今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已从过去的固定观念中解放出来，建构多样性的话语可以竞逐的共同体，进入重新建构的阶段。

最后要附加说明的是文学史研究的先导性和教学的落后性的关系。所有文学史均以研究为基础，并指向教学，各种主题的研究成果都需要验证的过程和时间，因此研究成果不易立即反映在文学史上，媒合二者的装置正是“文学史论”，收集关于新的论辩议题的研究成果，使能成为全新文学史著述的基础。主倡“重写文学史”的王晓明曾诊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前的中国近现代文学面临“狭窄的危机”，他认为从清末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为止约120年间，中国文化在精神上出现愈发狭窄的情况，而为因应此危机，“整理”过去的资料，重新发现遭忽视、埋没资料的工作就变得非常重要。[49]他对于收集近现代文学史研究成果的关注更甚于撰写近现代文学史。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50]正可凸显他的意图。经由网罗各领域最近的研究成果，反映“研究的持续前进”将是克服不得不带有一定规范的教材的落后性的极佳方法。

[1]这里所说的“近现代”不是“近代”和“现代”的简单统合，而是相当于西欧摩登（modern）的东亚的“近现代”。请参酌林春城《对于西欧modern和东亚近现代的post殖民性考察》（韩文），《现代中国研究》2008年第9辑第2号。

[2]陈思和：《关于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几个问题》，《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242页。

[3]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267页。(www.daowen.com)

[4]同上书，第268页。

[5]同上书，第270页。

[6]同上书，第278页。

[7]根据教育部和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的规定，“中国文学”包括古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近现代文学、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学等二级分类学科。

[8]温儒敏等：《中国近现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李陀：《当代大众文化丛书·序》，戴锦华：《隐形书写——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晓明：《1990年代与“新意识形态”》，王晓明编：《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研究的宣言。

[10]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初版1951年），第9页。

[12]钱理群说，王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说法提出后不久，严肃地说，“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由此可知王瑶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真切关心。

[13]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序》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9页。

[14]“我认为文学史应该多种多样。现在的几种文学史大同小异，章节的安排也几乎相同。如果我自己来写文学史的话，我将不同意现在的方法。”唐弢：《关于中国现代文的编写问题》，《现代文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我说过我们可以拥有多种文学史。我一个人写的话，将会写一个人的见解和自己的艺术鉴赏基准。”同上书，第5页。“我想根据个人的见解来写。按照我的口味来写的话，我不喜欢的东西就会少写。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作家作品。”同上书，第5页。

[15]具体内容参照王宏志《主观愿望与客观环境之间——唐弢的文学史观和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陈国球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5—47页。

[16]陈思和：《关于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几个问题》，《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页。

[17]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探讨，可参见林春成《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论的检讨及其课题》，《中国现代文学》1997年第12号第3章。

[18]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共三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19]例如，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在韩国翻译出版时，书名改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韩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译，首尔，青年社1995年）。

[20]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21]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2]陈思和：《关于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几个问题》，《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页。

[23]陈思和：《关于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的几个问题》，《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页。

[24]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5]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6]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7]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页。

[28]同上。

[29]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274页。

[30]“高级通俗小说”是陈平原的独特概念，担负着统合“高级小说”和“通俗小说”这一对立两极的任务，其文学性、趣味性、通俗性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意识地占据“高级小说”和“通俗小说”之间的位置。可以说占据这里的是真正的“雅俗共赏”。“高级通俗小说”更重要的价值在于维持了高雅和通俗间的平衡。同上书，第276页。

[31]刘再复：《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第19—20页。

[32]范伯群的“近现代”是对“近代”和“现代”的单纯统合。这和本文的近现代（modern）的概念颇有差别。

[33]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34]同上书，第21页。

[35]范伯群主编：《中国近代通俗文学史》（上），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6页。

[36]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7]他者化（othernization）的理论基础是“差异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或“认同的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差异的政治”，就是研究使得人类不平等的“区别”（distinction）或者“他者化”机制。将“认同的政治”理论化的学者，是从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进行文化研究的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按照霍尔研究者James Proctor的总结，霍尔的“认同的政治”是由“差异的政治”、“自我反映的政治”、“随语境变化而不断运转的政治”、“接合（articulation）的政治”组成的。霍尔的认同理论把差异、自我反应性、语境依存性、接合作为核心语。它显示了从传统的认同政治“向立足于差异的政治学的变化”，指向“差异内的统一性”。James Proctor，《现在Stuart Hall》（韩文，首尔：LP，2006）。

[38]林春城：《商榷“汉语文学”和“华人文学”对几部近现代文学史著作的思考》，《文艺研究》2012年第2期，第137页。

[39]“所谓中华民族的用语是为指称现在中国疆域内，具有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十一亿人民，那是由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所组成，因此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这虽指称所有‘民族’，但层次则彼此相同。”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这由民族（ethnic）和国族（nation）的关系可以理解。原文中虽全部标记为“民族”，但在本论文中，替换为“多元的层次以民族（ethnic）标记，一体的层次以国族（nation）标记”。关于“nation”在东亚的接受和翻译的情况请参阅林春城《文化中国的他者，中国少数民族的正体性》，《中国现代文学》2010年第54号，第一章“Nation/国族与Ethnic/民族”。

[40]崔亨植：《中国的现代化与民族主义》，《时代与哲学》2007年18卷4号，第126页。

[41]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42]朱寿桐将韩国的许世旭和澳大利亚的白杰明（Geremie R.Barme.）的作品视为海外汉语文学作品。朱寿桐主编：《汉语新文学通史（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8页。但是外国人的中国语作品大部分均有作家母语的原典，是否可将该类作品单纯地纳入中国语作品范畴中还有待商榷。

[43]林春城：《商榷“汉语文学”和“华人文学”对几部近现代文学史著作的思考》，《文艺研究》2012年第2期，第140页。

[44]金时俊：《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尔：知识产业社1992年版。

[45]许世旭：《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尔：法文社1999年版。

[46]洪昔杓：《中国现代文学史》，首尔：梨花女大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47]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与中国现代文学相遇》，首尔：Dong-nyeok，2006。

[48]林春城编译：《中国近现代文学运动史》，首尔：韩吉社1997年版。

[49]王晓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序》，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6—7页。

[50]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