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与启蒙的主旋律回荡在近代文学发展的始终。国家、民族的生存与进步，以无形的力量，从总体上影响与制约着近代文学家的情感范围与审美经验。他们的体验、感知、想象、创造都无法摆脱政治、思想、文化变革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近代作家与文学流派，由于政治信仰、艺术造诣、审美情趣的不同，各自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风格与流派风格。但如果我们超越对具体作家、流派风格的考察，而着眼于宏观的、历史层次的把握，则可以发现，近代文学的主导风格与审美风貌，走过了悲痛忧愤，渐趋于昂扬，终至于明朗乐观的发展轨迹。

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东方帝国、天朝盛世的釉彩在人们的惋惜声中一块块地剥落，封建政体千疮百孔，祖宗成法屡试不灵，内忧外患纷扰不已。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亘古未有之变”，牵动着一代诗人的情怀。由历史盛衰对比所带来的沧桑之感，由民族耻辱所激起的忧愤之怀，由补天无术所产生的焦灼之情，给他们的作品带来悲愤与怅惘交错、慷慨与凄婉杂陈的色调。封闭着的封建文化体系，使他们不得不在民族的本源精神中寻求支撑，“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厚人伦，移教化，美风俗”的古训仍被作为其审美理想与审美价值观念的准则，屈原式封建士大夫的忠怀孤愤，于他们仍具有强大的人格上的支配力量。他们不满于社会现状却没有力量改变它，他们觉察到封建大厦的岌岌可危却不得不全力扶持。他们的歌唱，充满着悲痛忧愤的情调，显示出一种沉郁而又有几分悲凉的美。

维新变法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维新派、革命派满怀激情，全力以赴地为他们认定的政治理想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在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突面前，表现出除旧布新的恢弘气度。他们为古老的民族与国度，偷运来再生的火种。他们把文学作为救亡与启蒙的号角鼙鼓，为奋起前行者助威，使昏睡迷惘者清醒。他们的创作，充满着凝重的现实感、崇高的英雄感，透露出民族再造的自信。文学在他们的驾驭之下，勉力分担着时代的重任，显示出昂扬躁厉的风度，是一种单色而富有力度的美。

辛亥革命后，封建王朝覆灭的命运触动封建文人的怀旧意绪与凄楚情怀。他们以悲怆低咽的基调，抒写着故国铜驼神思，麦秀黍离感慨。随即，他们又参加了保孔保教、维护封建伦常道德的合唱。然而这些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小插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批判面前，他们的言行显得那样颟顸、迂腐。五四青年群体以敏感的心灵感应着新生活的召唤，他们以狂飙般的热情讴歌生命，讴歌青春，讴歌爱情，讴歌自然。他们对昨天不屑一顾，而对明天则充满着渴望，他们对传统投去鄙视的目光，对创造则倾注着全心的向往，他们以具有浓烈个性色彩、表现人生价值和生命骚动的作品，取代了维新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揭示单一政治主题的作品，以冷隽、率直、真诚、抒情、富有哲理等多样的文学风格取代了前十几年间流行的由热情自信、历史使命感与牺牲精神凝聚而成的悲壮崇高的文学风格，他们的创作显示出明朗乐观的色彩，是一种斑斓的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美。

在痛苦选择中演进的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它所表现的深刻历史价值和意义在于，它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承续与终结，另一方面又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先声。作为历史“中介物”——过渡转折期的近代中国文学，其承先启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本身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过渡转折时代所特有的过渡性特征。

正如我们已充分意识到的，近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演进，是全面危机与思想文化变革导致的自觉过程与必然产物。因此，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和深刻矛盾也必然从各个侧面，以各种方式投射到文学之中，一个动荡而充满矛盾的时代，必然也会产生充满矛盾的文化与文学。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时代与民族的文学，都是特定时代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审美显现。在中西文化撞击交会日趋激烈的近代中国，作为文学实践与创作主体的近代知识分子，在其文化选择的心理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了极为驳杂、矛盾的历史风貌。面对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挑战面前的艰难处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表现了三种明显差异的心理价值取向。他们或以板结的思维心理定式看待日益蓬勃发展的西学东渐浪潮，死死固守以夏变夷的僵死封闭的文化观念；或在承认中国技艺落后的同时，却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的巨大优越性，在文化选择中恪守中体西用的原则；或不仅承认中国技艺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文化与文学皆不如人，试图借助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力量，荡涤传统文化的污泥浊水，建立适应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新型文化。

上述多元并存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急剧变动，给近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种复杂与矛盾不仅表现为新旧对立的两种文学形态、意识的并存与杂糅，不仅表现为近代文学思潮、流派的驳杂和思想、审美风貌的驳杂，而且也以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文学观念、主题、风格以及思想家、文学家的思想行为模式之中。

即如被誉为近代文学开山的龚自珍，他所深切感受到的“尽奄然而无有生气”的社会现实，使他产生了尖锐的社会批判思想和深重的危机忧患意识。但他提出的改革理想与方案，却充满着平庸、落后、陈旧的色彩。这种“伟人与庸人”式的思想双重混合同样也存在于后来的许多先进人物如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思想与行为模式中，这是纷纭复杂、新旧交替的时代所形成的必然印痕。

近代文学观念的嬗变同样也存在着类似的复杂矛盾现象。一方面随着中西文化的全面撞击与交会，文学观念的更新与递进一直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关于文学的职能、范畴、本质、审美风格、艺术特性的认识与把握，还是在具体创作中显示出的实际风貌，都显现出递进式的进步趋势，而另一方面，这种进步的本身又充满着无比的艰辛与痛苦，阐道翼教的文学功能认知，崇先法古的文学心理定式，杂文学体系的文学范畴理论，作为一种已经凝聚化了的文化积淀，极大地限制着文学家，特别是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思想、眼界与文学实践。学唐、学宋、上溯两汉先秦的文学旗帜，与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旗帜同时飘扬在近代中国文坛。对昨日封建帝国旧有秩序的怀恋与对明日少年中国及新时代的向往，同时召唤着近代文学家的文魄诗魂。(www.daowen.com)

因此，处在不断变更中的近代中国文学，是一种新旧杂糅的文学，是启蒙与蒙昧、革新与守旧、进步与落后、开放与封闭等多重意识、多重形式相交织相混合的文学。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既是新的进步的文学萌发、生成、不断探索前进的过程，也是旧的封建正统文学延续、挣扎逐渐萎缩收束的过程。

作为民族危机、文化冲突与阶级矛盾产物的近代中国文学，从它发生的那一刻起，时代便把它卷入了历史进程的中心漩涡。作为民族危机的产物，它必然而且必须承担崇高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必须为民族的生存而呐喊，为社会的变革而呼吁。作为文化冲突的结果，它必然表现出文学重心和文化意识的倾斜，必然在不同文化意识的冲突中确立自身的支点。作为阶级矛盾的产物，它必然会被绑在政治斗争的战车上，成为政治搏斗的工具，为各种政治、阶级势力而服务。也许可以说，在此之前，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没能像近代文学那样，以如此之大的热情与自觉，从各个方面去参与时代的进程，也没能像近代文学那样，把文学的社会功利作用推崇扩展到如此之高且广阔的领域。

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文学便开始从高高的殿堂步向了现实的土地。鸦片战争时期的许多作家、思想家以自己强烈的忧患感、使命感和政治热情，试图用文学参与社会的变革。他们视文学为“匡时济世、除弊御侮、经世致用”之工具。戊戌维新时期的改良派，在政治变革失败之后，把自己强烈的政治热情转移到了文学之中，为救亡与启蒙的政治目的去倡导文学运动。从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到小说戏曲界革命，他们奔走呐喊，呼风唤雨。文学的社会功利被他们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5]梁启超在他自己杜撰的文学救国神话中，甚至得出这种结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6]文学仿佛成了医治社会的灵丹妙药。这种不无缺陷的功利主义逻辑推论，对于抬高文学的地位，促进文学乃至社会文化的变革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这种极端功利主义的态度与观念，对文学自身审美品格的提高与发展留下了至今仍值得思索的遗憾。

在文学功利主义被无限夸大的同时，文学的审美特性被忽视了。尽管我们可以在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寻找到与功利主义观念相反的例证与现象，如一度曾被唐宋古文运动打入冷宫，后在清代中叶又有所复苏的选派（骈文派）便表现出唯美主义的倾向。他们将经、史、子都排斥在文学之外而专取沉思瀚藻之文，追求一种“体制和正，气息渊雅，不为激音，不为客气”的文境。但这种躲进“象牙之塔”中的吟唱，却与那急遽变革而动荡的时代显得极不和谐，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形式主义的回光返照而已，从根本上讲，缺乏近代审美的意蕴，更无超越传统的意向与力量。而真正具有近代意蕴的审美价值观念是王国维的思想与主张。在他身上，显示了从哲学深层把握并阐发文学审美品格的深刻性。他以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思想为参照，较为系统而又不无偏颇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及本质之所在。但这呼声很快被无声无息地淹没在文学功利主义的大潮之中。

对于时代的变革和动荡来讲，一方面它不可能给文学提供从容发展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文学参与社会并极大地发挥其作用。在民族生存危机、救亡与反帝、启蒙与反封建成为时代中心议题的近代中国，文学若去追求自身审美品格的完善而无视民族变革生存的需要，那么它势必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文化氛围与全面危机的形势，决定了近代文学必须随时代的演进而不断调整自身的结构，以求与时代取得同步。这是文学自觉选择的结果。因此，文学功利主义的盛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规律看，它作为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存在和人类认识自身把握生活的一种审美方式，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本体存在意义。如果文学失去了自身的审美品格，那么它的“熏”、“浸”、“刺”、“提”的力量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同样失去其存在价值。因此，极端功利主义往往是以削弱甚至牺牲文学的审美品格为代价，这必然会导致文学发展的深刻缺陷甚至是危机。这两个命题的二律背反，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从其各自的角度看，其各有存在的理由、自足性、合理性，但又隐含了不可克服的缺陷。这也是近代中国文学为什么一直没有能产生在思想意蕴和艺术审美上都能称得上深刻宏大的艺术结构的原因之一。但是，就服务于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的进步主导文学潮流而言，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它不仅承担而且义不容辞地肩负了历史的使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近代中国文学的文化——历史价值远远超出其自身的纯文学价值。这是无可更改的历史事实。

近代中国文学80年的发展历程，从其行进的节奏看，恰恰表现为两种相互矛盾而又相互统一的演变节奏。一方面是其发展演变的曲折与漫长，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其变革的急遽性。

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古今、中外矛盾的文化困扰。在古今、中外的矛盾面前，近代文学家也始终处在理智与情感两难抉择的困境。这是近代文学演变双重节奏相交织相矛盾的深刻原因。中国文化与文学十分美好、光辉灿烂的历史，常常像一杯醇酒，令人回味与向往，历史文化的深层积淀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清除，建立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上的小农封闭意识，仍然主宰着人们的思想。而战争与竞争失败的现实，压倒一切的民族生存问题又迫使人们不断地以西方近代进步文化与文学为参照，对传统文化与文学进行深刻的检讨与反思，以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精华，改造其不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消极因素。近代中国的首要问题是救亡图存与重铸国民精神，如何将救亡与启蒙所最需要的民族、民主精神加以艺术地显现与张扬，如何在这种显现与张扬中克服旧有的文学传统与社会接受心理的外部压力与文学家情感结构、思维定式的内部压力，如何在传统的杂文学体系，以诗文为文学正宗、以文言为主要表述方式的基础之上构建新的情感型文学的框架、新的文学范畴论、新的表现方式与文学语言。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近代文学变革将充满着艰难与曲折性。

但近代中国文学的变革在时代变革的推动下又充分显示出急速性的特点。在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进程中，时代风驰电掣般地向前推进，政治、思想、文化变革的潮头后浪盖过前浪。时代每跃进一步，文学都表现出对自身的超越。历史推进的快节奏，带来了文学发展的快节奏，文学没有从容的心境与时间去完善自我，它自身形态的建设与审美品格的自觉都处在一种速成早熟的状态。同时，急遽而跳跃的时代节奏，不断把新的代表先进思想的文学家推到浪尖，并不断把落伍者抛到背后。文学家要么紧跟时代而不断超越旧我，要么被时代所遗弃。梁启超的“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之类的话，很能概括出许多不甘落后的文学家无可奈何的心境。

近代文学变革的艰巨性、曲折性与急遽性的矛盾，决定了这种变革进行得不彻底。但是，它却为后来者开启了道路，为濒临生存、转化困境的中国文学选择了新的历史出路——走向现代化之路。这预示了一个更为全面而深刻的文学革命时代的必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