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80年发展历史的中国近代文学，犹如一部由数代人参加的，分别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思想情绪的审美趣味的多声部合唱，合唱中的杂乱与不和谐是十分明显的，但在杂乱与不和谐中，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的主旋律却是异常嘹亮。正是由于这样，近代中国文学与近代中国历史现实保持了紧密的联系，与近代中国社会进程、文化思想变革紧密联结。依据中国近代思想与政治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将近代中国文学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

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文学的萌生与古典文学的衰落期。这一时期的救亡与启蒙的思潮是遵循着补天自救—避害自卫—中体西用的逻辑顺序展开的。进入19世纪以来，清朝统治已由康乾时期的巅峰状态走向衰敝，昔日的东方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腐败，经济凋零，军备松弛，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天灾人祸连年不绝。面对江河日下的社会局势，一种由危机感而触发的忧患意识在士大夫阶层逐渐蔓延。出于一种起衰救敝的补天愿望，他们首先在学术界发难，倡言革除繁琐、空疏的学风，呼唤明末清初出现过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归。同时，他们激烈地抨击社会的各种弊端，以与天朝盛世的睡梦极不和谐的音响刺激浑浑噩噩的国人。这是19世纪以来第一次具有微弱启蒙意义的动作。

鸦片战争的爆发，扰乱了中国封建社会缓慢发展的旧有秩序：“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1]在战争带来的生存危机面前，出于一种避害自卫，除弊御侮的目的，中国的先进人士开始了对现存政治、思想、文明多方面的批判、检讨与反省。反省仍是在传统的华夏中心与以夏变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战争的对手，代表的是正在世界范围内泛滥的新兴的资本主义洪流，鸦片战争也仅仅是帝国主义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第一步。他们过分信赖帝国的强盛和以往处理夷敌局部战争的经验，因而对这场“亘古未有之变”总是保持着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对内，他们希图以自救的方式，通过现有政体与思想文化机制的自我完善与调节，使旧有秩序的紊乱趋于正常。对外，他们以为学得对方的船坚炮利，修缮加固城池海防，自可化险为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与鸦片战争前夕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自然地融合，形成了这一时期思想界的旗帜。“经世致用”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移转了士大夫阶层中空疏、繁琐的学风，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社会现实与对中国之外世界的注意。但这种远远不够的救亡觉悟仅仅为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所具有。与中国之外世界的长期隔绝，妄自尊大的民族文化心理与麻木愚钝的精神状态，扼杀与阻止了全民族范围内的救亡总动员，生存危机意识并没有为全民族所共同接受。封建宗法制度、封建伦理纲常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与借鉴也被牢牢控制在“中体西用”原则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

文学的触觉是异常敏感的。东南沿海的炮声，打乱了封建士大夫悠游从容的步伐，他们从神韵、格调、性灵的艺术梦幻中惊醒。面对血与火的社会现实，以高亢入云的嘹亮歌唱，代替了往日的浅唱低吟。这种以揭露侵略者暴行，抨击清政府及军队腐败，歌颂抗战英雄，宣扬抵抗意识为主题的歌唱，汇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潮。爱国诗潮很快与先于它们出现的经世致用文学思潮汇拢，形成鸦片战争时期议论军国、臧否政治、描摹时变、慷慨论天下事的文学主体精神。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文学与政治空前紧密结合，与救亡启蒙运动亦步亦趋、息息相关的发展趋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爱国诗潮是居于不同社会地位，抱有不同艺术追求作家的共同歌唱。战争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因而爱国诗潮所表现出的感慨忧愤与文学史上曾经有过的战乱文学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超越。在经世致用思想被学术、文学界普遍接受的同时，晚明以来形成并发展的人本主义和反理性思想却遭到冷落。作为鸦片战争时期思想与文学界巨子龚自珍，表现出了超人的胆识与目光。他在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对人的尊严的藐视及对人性蹂躏的同时，表现出了对人身、人心自由与解放的热烈向往。他对世俗权贵的蔑视、傲岸，对母爱、童心的依恋、赞颂，他狂放不羁的气度，使气骂座的做派，都显示出一种叛逆人格的力量。他建立在肯定人（包括自我）在历史与文学活动中的创造主体地位基础之上的文学“三尊”说，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具有启蒙意义的文学思想。他指出，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要尊重作家个人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与价值判断（尊心），尊重作家的思想情感及其方式（尊情），尊重文学与作家个性的自然表现（尊自然）。这种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在当时的文学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也许是这种呼声还显得纤弱，或超越了现实，也许是文坛过于麻木、积重难返。这种思想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方获得巨大的反响。

战争给了无生气的文学带来了新的表现题材，也带来了新的兴奋点。这种兴奋暂时为老态龙钟的古典文学涂抹了一层酡颜，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曾给学术、文学界带来一片惊恐。尔后，随着所谓有“同治中兴”局面的出现，文学又恢复了依靠自身惯性的缓慢蠕动。人们对封建政体与文化机制尚未丧失其复元振兴的信心，也很难产生诀别旧有文学体系的勇气和意图。温柔敦厚的诗教，文以载道的古训，仍作为经典而被频繁地征用；学汉、学唐、学宋的复古主义旗帜仍被不同的文学流派高高举起，微弱的创新意识，被紧紧包裹于复古的大旗之中；文学作为封建政治与经学之附庸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宋诗派、桐城派仍在学问还是性情、义理还是辞章的困扰中作着小心的平衡与艰难的选择；小说戏曲依旧被大雅君子视为小道。

文学期待着变革，期待着政治、思想革命的风暴给予它告别过去的力量。

维新变法时期：近代文学的形成与飞跃期。甲午战争以中方的惨败而告结束。《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随着侵略活动的加剧，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活动日益甚嚣尘上。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一场全民族范围内的救亡运动开始酝酿形成，“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成为压倒一切的强烈呼声。资产阶级改良派作为这一时期先进政治力量的代表，领导了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维新变法运动。

维新思潮给近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是既深且巨的。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所进行的古今中外全方位的思想求索，促进了中西文化空前剧烈的撞击、交会、融合。华夏中心、天朝至上的思维定式被轰毁，自我封闭、妄自尊大的思想文化体系被打破，中华民族开始全面地重新认识世界，审视自身，寻求自强新生之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的引入，使人们从弱肉强食的普通道理中领悟到民族危机问题的严峻；进化论与公羊三世说传播，煽动起人们对民主政体的向往；民权论与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对君主制的批判思想交会，铸就了维新思想家以实行君主立宪制为核心的政治理想。

正当维新派满心喜悦、跃跃欲试地将其政治理想付诸实行时，却遭到了封建旧势力的沉重打击，流血的现实促使维新思想家进一步探求影响政治变革成功的原因。他们认为，变法的流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进行得还相当不充分。于是，一场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主要内容的新民救国运动在变法失败后很快达到高潮。中国近代第一次有目的地改造国民精神的总体工程由此肇始。这场气势恢弘的思想启蒙运动给人们带来了思想观念上的许多重要变化：人们开始习惯于用“人群进化、级级相嬗”的观念看待社会历史的演进，尊王法祖、凡古皆好的传统思想受到挑战；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越来越多地为中国人所接受，甚至某些程度上被理想化，以夏变夷及中体西用的思想樊篱被打破；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得到确立，民族的主权意识、独立精神与国民对国家的义务、权力被同时接受，君统论、君权神授论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与进取精神、群体意识被当做新国民所应具备的德性，奴性思想以及造成奴性思想的根源——封建伦理纲常受到冲击；对民族和国家兴盛、富强的向往，使理智的务实精神得到张扬，重性理考据之学，轻视工商科技的观念得到动摇。人们在社会观、伦理观、文化观、价值观诸方面的众多变化，深刻地影响着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变革，同时也影响着文学的变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西方近代文学范型为参照，不断粉碎传统的旧文学体系和引进、吸收西方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思潮，建立新型的文学形态两个方面。

在甲午战争后救亡图存的政治热浪中，维新思想家是以文学无用的否定目光，开始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重新审视的。严复1895年发表的《原强》与《救亡决论》，在对中西文化的全面比较中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是因为他们“先物理而后文物，重达用而薄藻饰”，中国之所以贫穷衰弱，是因为“其学最尚词章”，词章之道，虽能极海市蜃楼、恍惚迷离之能事，却无补于救弱救贫。谭嗣同则更为激进，他认为在中外虎争的时代，即应将考据辞章、无用之呻吟统统抛弃。

对旧文学的不满与批判，正是孕育新质的开始。维新派矫枉过正式的激愤之辞，很快便为理性的思考所取代。他们随即发现，彻底抛弃与摆脱母体与文学，是决计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在于打破封闭着的传统文学体系，于中输入新的能量与物质，改变其旧有的饱和僵死状态，使其焕发新的活力，产生新的机制。维新思想家们开始了各种尝试。

严复、夏曾佑1897年合作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首次把进化与人性的理论引入文学的研究。文章把人和人性看做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产物，而人性的共同点在于“崇拜英雄”，“系情男女”。中国古典的说部、戏曲之所以经久不衰，为人所喜爱的程度远远超出圣经贤传及一般史书，关键在于它反映了“英雄”、“男女”这些普遍的人性，这便为小说、戏曲的升堂入室找到了理论支点。谭嗣同、夏曾佑试图向旧体诗发动冲击，他们袭用格律诗的形式，撷取佛教与基督教经典中的典故，掺杂以科学术语及外国语译音，作出诸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令盛于巴力门”一类“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派诗。[2]梁启超以半文半白、亦骈亦散、中西兼采、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情感的新文体鼓吹变法维新，其文赢得“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3]的赞誉，使一切古文派相形见绌。(www.daowen.com)

维新思想家具有探索意义的文学实践，为文学改良运动的形成提供了可贵的借鉴。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思想家把政治热情转移到以新民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来。文学因其具有左右人心之“不可思议之力”，而被认作是新民救国的最好途径。作为整个新民救国运动领袖人物的梁启超，相继打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戏曲界革命的旗帜。梁启超为诸种文体革命所设置的目标，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欧、日本资产阶级近代文学的范型为依据的，充分表现出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创造进取风貌的热切追寻。与此同时，梁启超还为国人编造了许多域外文学救国的神话。这种“求新声于异邦”和“托外改制”的手段，有力地推动了文学改良运动的发展，并促进了域外文学的介绍与引进。

维新思想家、文学家的种种努力，终于动摇了传统文学的根基，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文学形态、新的文学表现形式纷纭呈现；给文坛带来了空前未有的喧嚣与骚动：

——随着“进化如飞矢”观念的深入人心，复古、拟古思想受到唾弃，创新求奇，不依傍古人渐成为新的文学风尚。同时，以进化的观点看待中外文学史的递进，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字被看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文学重在表现人之情感的观念被普遍接受。严复、夏曾佑以表现人类共性的多寡和方式轩轾小说、戏曲与史经贤传，梁启超以熏、浸、刺、提来概括小说支配人道的力量，都是以情感作为其立论支点的。稍后，至系统地接受了康德、叔本华、席勒美学思想的王国维，其对情感说的认同则表述得更为明确：“若知识、道理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像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4]这种对文学特质的认识，已接近西方近代关于文学的理念，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的杂文学体系的超越。

——小说戏曲被引进文学的殿堂。小说被推为文学之最上乘，改变了诗文被视为正宗，而小说戏曲往往不被人看重的传统文学观念。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各种小说刊物与新小说如雨后春笋，令人目不暇接。政治问题小说，社会谴责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品种繁富，形式多样，给文学界带来异常喧闹的热烈气氛。小说堂而皇之地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巨大家族，而观念的转变，却是从这里开始的。

——创作方法的区分与文学批评的更新。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把小说分为表现理想与反映现实两种。表现理想的称之为理想派小说，反映现实的称之为写实派小说，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家对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创作方法的区分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五四时期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双峰对峙、双水并流，则是这种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并走向了创作的自觉。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中，中国传统的评点式的文学批评方式虽仍被沿用，但批评的原则与方法却有了更新的趋势。批评家从被封建士大夫目为诲盗诲淫的《水浒》、《红楼梦》中发现了民主民权与反封建道德的思想倾向，同时，对文学的审美功能与审美属性的探讨也开始引起批评家们的兴趣。

——语言出现变革的趋势。语言是民族文化与文学变革中最稳定与最保守的因素。随着新名词的介入和表达新思想的需要，以及人们对言文合一历史必然性认识的加深，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出现了变革的趋势，形式较为自由的歌行体诗逐日增多，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词汇的新文体日益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以启蒙新民为目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

文学改良运动是近代中国文学自我扬弃和艰难选择的真正开端。它借助西方异质文化的撞击力量，击破了中国古老的封闭的文学体系，并在历史的废墟上，开始初步构建他们理想中的文学殿堂。一切进行得都是那么匆忙，时代并没有留给他们从容思考与审慎选择的时机，维新派思想家、文学家凭着创造的热情和破坏的冲动，把文学庞大的支架建立在新民救国政治运动的基础之上。而当社会政治发生急骤变革，迫使他们退出政治与历史的中心舞台时，他们的文学大厦即开始倾斜。历史把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的接力棒传给了后来者。

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近代文学的拓展与蜕变期。在维新思想家惨淡经营于新民救国运动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在成长壮大之中。他们出于对清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投降行为的愤怒，以及对国家走向独立、自由、繁荣富强、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热切向往，提出了不同于维新派的救国方案。他们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决心以暴力、流血的方式，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新型的中华共和国。

以救亡为出发点的队伍迅速在“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旗帜下集结，而三民主义的内容很快被凝聚和简化为最能煽动起人们行动热情的口号——“反满倒清”。华夷之辨、种族革命、天赋人权、无政治主义诸种学说与思潮，奇特地混合起来，成为各色人等反满倒清的思想支点。用暴力与流血推翻现有政府、建立共和国的革命热潮顿然使维新派新民救国主张与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黯然失色，失去其原有的号召力。

辛亥革命的成功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但刚刚树起的共和国旗帜也在风雨中飘摇。革命派“破坏告成，建设伊始”的喜悦并没有保持太久，清王朝刚刚落地的皇冠，使人垂涎，这便有一幕幕复辟丑剧的演出。革命后的失望、苦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投射来的阴影，给中国思想界带来灰冷的色调。而冲破这层灰冷，给人们燃起新的希望之火的，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他们试图以新的思想启蒙补救暴力与流血留下的缺憾。承继近代思想先驱者的精神，他们举起了民主、科学的旗帜，召唤更具有平民色彩的国民运动，而把伦理之觉悟看做是国民“最后觉悟之觉悟”，以人权平等、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婚姻自主等新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冲击与撕破缠绕在国民个体身心之上的有形或无形的封建网络，以个体的新生，赢得民族与社会的新生。

这个时期文学的发展，呈现着纷纭繁杂，多元对峙的局面。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维新派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遭到唾弃，但以文学为启蒙手段，促进国民觉悟，达到救亡目的的文学发展趋势并没有被遏止。革命派中的一些作家如陈天华、邹容、秋瑾、黄小配及南社早期诗人，无不热情地以文学鼓吹革命。与革命派具有浓郁社会功利色彩的文学观相反，王国维则以非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学，以为美是“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反对把文学当做道德与政治的工具。维新派编造的域外文学救国的神话随着人们对西方文学的更多了解而逐步消失，但对西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引进、介绍却方兴未艾，并逐步走向系统化与有选择地进行，东欧与俄国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也受到了注意。与此同时，以“保种、爱国、存学”相号召的国粹思潮喧嚣噪起。国粹思潮侧重于对民族传统文化（包括文学）的认同与弘扬，它具有“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热肠”的积极作用，但也明显地带有复古与盲目排外的思想情绪；在叱咤风云，倡言革命的诗文中，屈己就群，轻抛头颅，以词笔换兜鍪的群体意识与尚武牺牲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张扬。而对中国的传统与现状具有更深沉冷静思考的思想家、文学家如鲁迅，则更注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更急迫地呼唤精神界的战士，更热切地期待尊个性，排流俗，富有人道主义精神，洋溢着自由浪漫气息的文学作品的出现。辛亥革命后，共和国宏图初展但命运多舛，帝制的阴魂未散却已失去人心，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而新的尚未建立，旧的生活图景失去诱惑而新的仍显得朦胧。复辟丑剧与军阀割据愈演愈甚，给革命前驰骁战场的斗士带来心灵上痛苦的颤动。世界性的战争，冲击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信仰堤防，使他们顿生“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感慨，而将社会进化的希望转而寄托在东方文明之上。

但持续数十年的思想启蒙不会一无所获。经受欧风美雨洗礼，感受到封建制度灭亡快慰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还年轻，他们决不肯轻易放弃对新世界新生活的追求。近代社会的发展，科举制度的废除，给他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和探索的广阔道路。在文学创造活动中，五四青年群体以比他们的前辈更为激烈的态度抨击旧文学，同时又以无比的热情呼唤新文学。他们同封建的载道文学揖别，从文言的束缚中走出，他们以现代人的审美感知方式与表现手段，在各自深切感受过的人生领域，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以富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作品表现出新的时代精神与思想风貌。绵亘数千年的中国文学以五四文学为新的起点，开始了向现代化的大踏步推进。近代文学家对文学的彻底突破和根本转换的期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得到了落实，而近代文化与文学的变迁则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历史前奏、积蓄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