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的危机，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历史背景。这种全面危机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即民族生存危机、封建社会的政治危机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西方帝国主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门户，惊醒了封建帝国的睡梦，把这个封闭已久的封建帝国拉入了开放竞争的近代世界格局。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入侵与经济掠夺，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民族的危机迫在眉睫。民族矛盾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呼声，也是全民族每一个个体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这一前所未有的危机，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族的生存意识，危机感与忧患感弥漫士林。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无不把挽救民族危亡视为己任。与此同时，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加剧与深入，进一步加速了死而不僵的腐败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衰落与崩溃。封建王朝的统治面临着许多从没有遇到，依靠祖宗成法、治乱经验所无法解决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封建社会无法按照传统的惯例，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调节自身的机能，恢复整个封建社会大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与民族生存危机和封建社会政治危机相伴随的则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危机。这一危机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影响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侧面，影响到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如果说，民族生存危机是以帝国主义的入侵为标志、政治危机是以封建政体失调和政治动乱为形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危机则是在古今与中外两对矛盾中凸显出来的。发生于近代的中国的中西文化冲突，实际上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还是两种具有明显时代差异和根本性质不同的文化系统的冲突与交锋。这不仅是物质力量的交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图式”冲突，涉及从语言思维、信仰追求、政治经济制度以至于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态结构等系统整体的巨大差异。中国所面临的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氛围，决定了救亡反帝与启蒙反封建必然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心议题和首要任务。但救亡反帝与启蒙反封建，在近代中国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又构成了两种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矛盾，既相互交织而又有所背离的双重命题。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又要抵御西方。学习西方，就要批判扬弃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中国生存、有碍于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糟粕；而值此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中国民族同时也需要张扬民族认同感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筑起全民族心理上的文化堤防。中西与古今的两对矛盾，在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历史实践与文化重建中，变得特别地纠结复杂。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再到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中国文化为更新自己的机制，摆脱封闭、僵化、危机的困境，经历了艰难痛苦的跋涉。(www.daowen.com)

在这种全面危机下孕育发展的近代中国文学，在其呱呱落地之后，时代之父便带领它开始了生命旅程上风驰电掣般的奔走。它来不及回味母体的温馨，来不及诉说梦般的憧憬，来不及思考生命的归宿，甚至来不及舒展一下它早熟但发育并不健全的肌体。历史的进程是那样的迅猛，使它不得不以匆忙而惶惑的目光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走向自新中的中国近代文学运用并不纯熟也无暇雕琢的艺术手段，参与了历史的进程，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屈辱与屈辱中爆发的空前的救亡反帝热情，记录了中华民族为抛弃沉重的历史包袱，进行启蒙与反封建的艰难步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