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与重构–国际高端学术成果

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与重构–国际高端学术成果

时间:2023-12-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以“读本”为中心,这其实是传统中国文学教育的基本方式。想想《文选》、《唐诗三百首》、《古文辞类纂》等“选本”所曾发挥的巨大作用,就明白“文学教育”并非一定要以“文学史”为中心。以精心挑选的“读本”为中心来展开课堂教学,舍弃大量不着边际的“宏论”以及很可能唾手可得的“史料”,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视野的拓展、理论思维的养成以及分析能力的提升——退而求其次,也会多少养成认真、细腻的阅读习惯。

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与重构–国际高端学术成果

大概是兼治大学史的缘故,我对于从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夹缝中思考学科建制及著述体例感兴趣。正因此,作为教材的“文学史”,很容易被放置在“‘文学’如何‘教育’”这一平台上,加以认真的审视与叩问。[19]

在我看来,所有的学科建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自我繁殖,自我重复,自我保护,进而拒斥一切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革新。突围的策略包括召唤亡灵,引进新知,借鉴其他学科,凭借天才创造等,还有就是进行“学术史反思”。四年前,我在河北大学召开的“新形势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与教学问题”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假如没有“文学史”》的专题发言,现场效果很好,不过很多人以为我是说着玩的。因为,教育部规定中文系的必修课中,“文学史”乃绝对主力;而且,随着“马工程”(即中宣部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进一步推进,作为教材的“文学史”将越来越步调一致。

暂不考虑学术与政治道德与审美、校园与市场等,单说教学实践:“在我看来,中国的‘文学教育’,主要问题出在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背后确有配合国家意识形态及思想道德教育的意味,此处不赘),窒息了学生的阅读快感、审美趣味与思维能力。文学教育的关键,在‘读本’而不在‘教科书’,是在导师引导下的阅读、讨论、探究,而不是看老师在课堂上如何表演——教科书及老师的表演越精彩,越容易被记忆与模仿,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种限制(从思考、提问到表达)。”[20]

正因长期任教大学,讲台上的我,自我定位是“文学教授”,而不是“文学史家”。我曾在北大开设“中国散文史”、“明清散文研究”两门选修课,前者思路闳阔,文采飞扬,但不太接地气,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在表演;后者则选读若干明清散文家的作品,兼及相关的史学、文化、思想、学术等,也就是我在“三联讲坛”整理本《后记》中所说的:“借助明清十八家文章,呈现三百年间(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中国散文发展的大致脉络,并引起学生对这一古老文体的兴趣,是这一课程的主要目的。”[21]事后征询学生意见,普遍认为修“明清散文研究”课的收获更大,因其贴近“中国文章”特点,符合“课堂教学”要求,且有“参与感”。

以“读本”为中心,这其实是传统中国文学教育的基本方式。想想《文选》、《唐诗三百首》、《古文辞类纂》等“选本”所曾发挥的巨大作用,就明白“文学教育”并非一定要以“文学史”为中心。1903年起,中国大学选择了“文学史”作为主课,此举既使得学生们视野开阔,上下古今多有了解;又容易落下不读原著、轻视文本、夸夸其谈的毛病。解决的办法,或如老北大之同时开设“文学史”与“文学研究”两门课程,一讲历史演变,一重艺术分析,各司其职,各得其所;[22]或根据各学校的自我定位,在“精研读本”与“历史论述”之间,构建某种必要的张力,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重史轻文”倾向。必须承认,连续多年的大学升级与扩招,使得中国高等教育日渐平民化,此前采用的“精英教育”模式已不太适用;学生们大都缺乏独立阅读、深入思考、自由表达的兴趣与能力,言谈举止均打上教科书烙印。这一点,大凡在高校教书的,都有深刻体会。

对于生活在网络时代的中文系学生来说,知识爆炸,检索便捷,记忆的重要性在下降,如何培养阅读、品鉴、阐发的能力,成了教学的关键。以精心挑选的“读本”为中心来展开课堂教学,舍弃大量不着边际的“宏论”以及很可能唾手可得的“史料”,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术视野的拓展、理论思维的养成以及分析能力的提升——退而求其次,也会多少养成认真、细腻的阅读习惯。至于说这么一来是否回到了“中学语文”的老路子,那要看你是怎样编选、如何讲授的了。

作为“文学教育”的“阅读”,其工作目标是批判性、联想性、拓展性以及个人性,应鼓励学生们广泛阅读、自由驰骋。以“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课程为例,我在北京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已讲了三轮,[23]下学期将作为“公选课”面向北大各院系大学生。因修课对象不同,每次讲课内容都有所调整,但基本思路是:有脉络,但跳跃前进;有变幻,但呈现方向感;有文学史线索,但允许自由组合。具体说来,就是根据我的学术立场及文学史想象,为本课程设置了十五六个专题,每个专题开列若干我认为值得推荐的文本——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背景、知识范围及参考资料等,我用一讲就解决了。以“现代中国的‘儿童书写’”这一专题为例,除了略为介绍社会思潮及文化氛围,我主要讨论鲁迅的《朝花夕拾》(1928)、叶圣陶的《稻草人》(1923)、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萧红的《呼兰河传》(1941)、骆宾基的《幼年》(1944/1994)、丰子恺的《子恺漫画》(1926)、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1947)、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1950)等。上述作品,学生只需部分选读,也可另行组合,在呈现大视野的同时,凸显个人趣味——这是一种近似万花筒的阅读方式。

之所以不局限于文学,兼及文化、艺术、思想、教育等,除了考虑这个学科的特殊性,更因为我设想的文学课堂,其工作重点是“打开思路”,而不是“提供结论”。至于为何将思考的重心从“重写文学史”,转为“重建文学课堂”,请允许我摘录自己的一段话:

从学术史角度,探究现代中国大学里的“文学教育”,着眼点往往在“学科建构”、“课程设计”与“专业著述”,而很少牵涉师生共同建构起来的“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当初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24]

理解、关注、表彰那些“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相信“文学课堂”的魅力及其重要性一点不亚于“文学史”教材,这是我的基本信念

我当然明白,如此信念,在中国大学“重科研而轻教学”的现实面前,很可能不堪一击。即便如此,还是希望脚踩两只船,兼及“史学著述”与“文学课堂”,但拒绝将二者混为一谈。

[1]陈平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中华读书报》1996年7月10日。

[2]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后记》,《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9—480页。

[3]参见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十章,此章以《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在学科建制与民间视野之间》为题,初刊《人文中国》第1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5]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395页。

[6]十多年前,我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托,主持编撰《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因与审查委员意见严重相左,曾抗争了两年多,弄得双方都很不愉快。

[7]等了16年,此书续集杳无音信,北大出版社于是将第一卷改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于2005年9月重刊。出版社允诺主编严家炎先生,何时第二卷以下刊行,则此书何时归队。(www.daowen.com)

[8]参见陈平原《史识、体例与趣味——文学史编写断想》,《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9]参见陈平原《不该消失的校园风景——〈走近中大〉序》,《万象》第1卷第7期1999 年11月;又见吴定宇编《走近中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参见林伦伦《〈黄际遇先生纪念文集〉序言》,载陈景熙、林伦伦编《黄际遇先生纪念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参见陈平原《四代人的文学史研究图景》,《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12]参见陈平原《独上高楼》,《读书》1992年第11期。

[13]江绍铨:《中国文学史序》,载《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14]参见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学人》第十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2010年第1期。

[15]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6]罗根泽:《乐府文学史·自序》,《乐府文学史》,文化学社1931年版。

[17]参见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学人》第四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8]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文汇报》2002年2月23日。

[19]近日在台湾新地文化艺术刊行《“文学”如何“教育”》(2012年11月)一书,收录《新教育与新文学》、《知识、技能与情怀》、《“文学”如何“教育”》三篇长文,加上“‘文学史’之是非曲直”一组短论;短论取自三联书店2011年版《假如没有“文学史”……》,长文则来自北大版《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虽是“旧书新编”,书名很能凸显我的思考方向。

[20]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读书》2009年第1期。

[21]参见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65—266页。

[22]1918年北大发布的《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明确规定“文科国文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参见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7—99页。

[23]2007年春本课程第一次在北大讲授时,题为“中国现代文学名著”;而后,2011年秋在香港中文大学为本科生讲授、2012年春在北京大学为研究生讲授。

[24]参见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中国文学学报》创刊号,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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