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在谈及中山大学的历史及传统时，我曾激赏抗战中兼教中文系“历代骈文”课的中大数学天文系主任黄际遇。[9]而他的儿子、原中大语言学教授黄家教感叹：“父亲生我们七个儿子，每个孩子学一门专业，都不及父亲的学问好。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哦。”[10]单就具体专业成就而言，不见得真的“一代不如一代”，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专业化成为主流，很难再出现黄际遇那样的奇才了。不要说横跨文理且兼及书法、围棋，单是“文史兼通”，就已经变得很不容易了。我曾将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史家划分成四代：第一代主要活动于20世纪10—40年代，第二代主要活动于20世纪30—60年代，第三代主要活动于20世纪50—80年代，第四代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后培养的学者。[11]第一代文学史家中，若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等，在史学界的贡献或许更大；第二代文学史家中，尚有一位陈寅恪兼通文史纵横古今；至于第三代及第四代文学史家，其影响力基本局限于文学研究圈内。反过来，若历史学家范文澜、吕思勉、钱穆等，其文学研究方面的业绩，也不被文学史家关注。

其实，换一个角度，“文学史”本身也是“史”，可看做“史学”的一个分支。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四章“文化专史及其做法”专门介绍语言史、文学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美术史等，称这些专门史都从属于“历史学科”；而顾颉刚刊行于1947年的《当代中国史学》，下编第四章“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专门讨论小说史、剧曲史、俗文学史、美术史等，更是径直将“文学史”纳入史学范围来考察。今日中国，学科分野日趋严重，研究“文学史”的重任，似乎天然地落在中文系教授肩上。换句话说，“文学史”基本上成为“文学教育”而非“史学研究”的重要支柱。

20年前，我写《独上高楼》，分辨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研究型、教科书、普及型。虽说“三类文学史都有其存在价值”，我明显偏爱第一种，不满意国人之将“教科书”与“学术专著”混为一谈。[12]当初京师大学堂教习江亢虎为同事林传甲所撰《中国文学史》（1904年）做序，称：“况林子所为，非专家书而教科书。”[13]意思是说，此书不同于古人“瘁毕生精力”之“著述”，只是为了便利初学而写作。区别“教科书”与“专家书”，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提法。此后百年，中国学者撰写无数大同小异的《中国文学史》，很少人认真反省这一著述本身的内在限制，因而使得“教科书心态”弥漫于整个学界。

大学里的教科书，也可以是很好的学术著作，我曾提及民初代表桐城、选学两大文派的四部重要著述《春觉斋论文》（林纾）、《文学研究法》（姚永朴）、《中国中古文学史》（刘师培）、《文心雕龙札记》（黄侃），最初均是北大讲义。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讲义，如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题《曲学通论》）、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黄节的《诗学》、刘毓盘的《词史》等，也都非常值得关注。[14]但这有个前提：开山之作，功不可没；独辟蹊径，也可自由挥洒。否则，编撰学堂教科书，既受制于教学大纲，又得照顾听众能力，很容易陈陈相因。最常见的变通方式是，将大而化之的“文学通史”，切割成断代史、文类史或专题研究，这样就可拓展出另外一番新天地。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中，称自己“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因规模过于庞大，没有勇气进行下去，“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15]。罗根泽在《乐府文学史·自序》中也说，自己准备分歌谣、乐府、词、戏曲、小说、诗、赋、骈散文八类，撰写“中国文学史类编”[16]。问题在于，历经百年书写，“中国文学史”其实已经极少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了。这个时候，该如何面对“专业著述”与“教科书”之间的巨大张力呢？(www.daowen.com)

不提意识形态问题，单说撰述体例——写书时考虑不考虑课堂教学，这绝对影响你的研究思路及论述策略。多年前，我曾提问：鲁迅晚年多次计划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最后为何功败垂成？我的结论是：“文学史著述基本上是一种学院派思路。这是伴随着西式教育兴起而出现的文化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鲁迅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这话一点不假。假如没有‘教书’这一职业，或者学校不设‘文学史’这一课程，不只鲁迅，许多如今声名显赫的文学史家都可能不会从事文学史著述。”[17]

假如承认那种首尾完整、体例匀称、见解通达、四平八稳的“文学史”，主要是为“教学”（尤其是本科生必修课）而撰写的，那么，我的想法很简单：干脆进一步拉大“教科书”与“专业著述”之间的距离。扩大“楚河汉界”，既方便课堂教学，也是为了拯救中国学术——想想那么多中国学者从“编教科书”起步学习如何做研究，感觉很是悲哀。此外，我还想提醒，对于“文学教育”来说，“教科书”的重要性很可能被高估了。

十年前，我在《文汇报》上发表题为《“文学”如何“教育”》的短文，[18]称按照目前中国大学这种“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其结果必然是：“学生们记下了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至于具体作品，对不起，没时间翻阅，更不要说仔细品味。这么一来，系统修过中国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课程）的文学专业毕业生，极有可能对于‘中国文学’听说过的很多，但真正沉潜把玩的很少，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怎样重建“文学教育”，我的意见是：若从事学术研究，尽可能以“问题”为导向；若是课堂教学，则不妨以“读本”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