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乃文学史写作的大本营。从清末民初至今，很多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尤其是教材），是我的前辈或同事撰写的。不说远的，单是我读博士期间接触较多的几位老先生，王瑶先生有披荆斩棘、为本学科奠定根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林庚先生不同时期撰写了三种不同形制的《中国文学史》，且各有千秋；季镇淮先生乃四卷本通用教材《中国文学史》的主编之一，晚年“异想天开”，邀请弟子夏晓虹与其合撰一部新的文学史（当然只是说说而已）；每次访问吴组缃先生，听他讲述如何撰写中国小说史，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可惜因悬得过高，此书最终没有完成。至于今天仍健笔如椽的师友，在编纂文学史方面有绝佳表现的，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钱理群、温儒敏等合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独立完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四部文学史，恰好是目前中国高校的主流教材。长期生活在如此学术氛围中，可以想象我所承受的“撰写文学史”的压力。可为什么我就那么没出息，最终选择了“中途退场”呢？

说起来，我的起跑状态很好。博士毕业后，参加严家炎、钱理群主持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课题组，承蒙二位主编信任，让我由着自己的兴趣及性情独立撰写第一卷。1989年2月，我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的“卷后语”中提及：

我给自己写作中的小说史定了十六个字：“承上启下，中西合璧，注重进程，消解大家。”这路子接近鲁迅拟想中抓住主要文学现象展开论述的文学史，但更注重形式特征的演变。“消解大家”不是不考虑作家的特征和贡献，而是在文学进程中把握作家的创作，不再列专章专节论述……鉴于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段文学历史的研究尚很不充分，本卷特借助“作家小传”和“小说年表”两个附录，一经一纬展示阅读这卷小说史时不能不掌握的基本史料。[4]

不管别人怎么看，在我自己，此书的撰写，确实是在探索“文学史”写作体例的革新。书出版后，为了给课题组各位师长汇报，也为了在随后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我写了好几篇有关文学史眼光及小说史研究方法的文章，日后收入《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应该说，那段时间，我对如何撰写“文学史”是有不少思考的。

1993—1996年间，除了若干学术史论文，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此书第二版日后独立刊行，改题《中国散文小说史》。在“新版后记”中，我谈及：“此书的撰写，不仅促成我学术视野、趣味及笔调的转化，更让我深刻体会到生命中必须承受的‘重’。”[5]为什么这么说？因我原先的学术训练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如今要“从头说起”，且兼及散文、小说两大文类，谈何容易！几次打退堂鼓，都因找不到愿意接手的人，只好勉力前行。最悲观的时候，我感叹自己可能走不出这本书。本以为对“中国散文”和“中国小说”有不少好的体会，且对文学史的理论及实践颇有心得；可具体落笔时，则处处陷阱，让你不时感觉捉襟见肘。“文学史”不比“专著”，不能随意腾挪趋避，重要的作家作品，懂得的你得说，不懂得的你也得说。每当我临时抱佛脚，补读各种需要评说的作品时，这才明白古人所说的“全史在胸”到底有多难。像我这样接受“专业教育”的现代学者，即便本学科“题中应有之义”，也都所知甚少。因此，此书完成后，我从不敢吹嘘自己如何“学贯古今”，最多只是讨论“提要钩玄”的必要性，以及介绍本书的“述学文体”。

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婉拒各种编纂文学史的邀请。一直到2002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下了“最后通牒”：北大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光荣，很大程度是因为王瑶（第一代）、严家炎、张钟等（第二代）、钱理群、洪子诚、温儒敏（第三代）所撰文学史教材，难道你忍心让这一传统断绝？话说到这个分儿上，我只好强打精神，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构思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框架，再召集北大中文系若干教师，在香山饭店仔细推敲，落实每个人的写作任务。那阵子，北大出版社领导很兴奋，以为真有可能推出精彩的“第四代”文学史教材。(www.daowen.com)

讨论会上，我开宗明义：“合作项目，除在计划经济时代可组织集体攻关外，从来都无法按时完成，往往是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我们或不做，或一鼓作气。”当时大家都表决心，说是没问题；可回去不久，就不断接到要求推迟交稿时间的电话，有人甚至流露出勉为其难的意思，似乎是看在主编面子上才接受此任务的。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当即自我反省：如此合撰文学史，会不会委屈了年轻老师，乃至影响其学术前程？另外，我有没有能力既不违背自己的学术理念，又顾及课题组同人的工作热情与实际利益？还有，教材不同于个人著述，得接受有关部门的吹毛求疵，我能否委曲求全地密切配合？[6]最后，倘若希望此教材被广泛使用，就得参与出版社组织的“推广活动”，我有没有这种胆识？思虑再三，实在没把握，尤其是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前车之鉴，我当机立断主动退却。

我独立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年就出版了，而严家炎等先生负责的第二卷以下至今没有消息。[7]不断有人问这个问题，我的答复是：

现在学界通行“造大船”，很多人在一起攻关，做大项目，出大成果。以我们的经验，如果是资料性质的，只要统一体例，通力合作，就能“多快好省”地达成目标。如我们六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便是这样完成的。至于撰史，除非是一位长辈领着自己的一批学生，否则很难协调。学术个性越强的学者，越不合适此类“大项目”——委曲求全，有违本心；各说各话，又实在“不成体统”。北大学者大都有自己的一套，这是优点；但既要互相尊重，又不做违心之论，这可就难办了。与其互相妥协，弄成个平淡如水的“大拼盘”，还不如像我们这样，不凑合，干脆各做各的。[8]

北大中文系教授确实“大都有自己的一套”，不怎么循规蹈矩。我当初自作主张，写成了颇具特色乃至不太好衔接的小说史。同样道理，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会碰到类似的挑战。同事交来立场迥异的文稿，你改不改？不改，此书成了“百衲衣”；改，又可能伤了同事。既然明知可能出现如此窘境，还不如及早解散，“各做各的”。

我撰写文学史的三次努力，一次比一次失败；前两次还有若干战果，可怜这第三次，还没冲锋就开始退却，只留下了一堆五彩斑斓的“计划书”。当然，必须承认，作为文学教授，我之所以不下决心“屡败屡战”，是与自家学术史思路的逐渐展开，以及对于“文学教育”目标及方式的反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