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17年前，在香港科技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发表了《“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开篇就是：“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文学史’既是一门必修课，也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而对于大学教授来说，撰写一部完整的可以作为教材的‘文学史’，更是毕生的追求。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可以千变万化，但写作策略以及研究思路则岿然不动。面对如此坚挺的‘学科’，我想提一个小小的问题，‘文学史’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破除‘迷信’的最佳方法，莫过于思考这一学科的建立，以及这一知识体系的诞生。”[1]写下这段话，有一种三分苍凉七分悲壮的感觉——那时我正与承接项目《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苦斗，又因学术史思路的展开，对“文学史”这一知识类型产生刨根问底的冲动。如此左冲右突，上下求索，真的是心力交瘁。也正是这个既“努力写作”又叩问“写作理由”的过程，让我深刻体会：“作为课程设置的‘文学史’，与作为著述体例的‘文学史’，以及作为知识体系的‘文学史’、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四者之间互相纠葛，牵一发而动全身。”[2](www.daowen.com)
记得2004年11月，在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联合召开的“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我除了介绍新发现的法兰西学院藏吴梅讲义《中国文学史》，还对国人过分热衷于编撰结构严密、体系完整的“文学史”表示不以为然。回答记者提问时，因表达不太周全，引起一些朋友的误解，以为我完全否定“文学史”的存在价值。其实，我多次提及，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今日中国，只要你执教大学并从事文学教育，便不可避免地投入“文学史”的编撰与讲授。[3]
十几年来，一直自我反省：为什么我就写不出一部文学史？到底是不能、不为，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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