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了解了晚清时期所处的思潮背景、文学背景，了解了当时促使小说发生变化的一些主要原因以后，再来谈谈应该如何认识判断晚清小说的历史地位这个在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的问题。

要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判断，我想首先要正视一点，就是要具体分析晚清最后二三十年间的思想先知所达到的时代高度。因为文学的发展总是受一个时代的思想智慧和哲学水平所制约的，当然，文学同时也是一个时代思想高度的支撑点。

出现在这个时期的一批代表当时封建社会上层进步阶层的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思想家正在崛起，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思想主张引领着那时社会的时代潮流，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承接着龚自珍、魏源这一代的思想脉络，又更鲜明地反映着日益成长的新兴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给岌岌可危的满清封建王朝以强力的冲击。

但是应该看到，代表这个时代智慧的一批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体系是相当庞杂的。它的最光辉部分无疑是对封建纲常和君主专制的猛烈抨击，尤其是谭嗣同，对封建制度的批判是决绝性的，他对封建社会的抨击，最主要是集中在它的上层建筑——政治、法律、文化、道德——领域，“独夫民贼，故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已故也。”在他们身上，“进化论”的因子已经成为其回望历史与展望未来的重要思想资源，所谓“人道进化，皆有定位”，“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康有为：《论语注》）。显然，这也是他们变法改良的理论依据，更是诱发他们“大同世界”理想的想象基础。这些思想以及他们变法维新的行动实践，确实带给当时躁动的社会一束巨大的强光。当然，这种思想呼唤，也使自《红楼梦》之后暗淡无光的文坛，出现了起色。(www.daowen.com)

但毋庸置疑，这个时代的思想基石又是脆弱的。

这种脆弱性从表层上看，就是他们的“进化”、“因革”的理念还具有不彻底性，因此当时还不可能提出一种新的思想旗帜，特别是康有为，他的“托古改制”，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以孔教复原为第一着手”（《康南海传》）的主张，使他未能真正与封建帝制及其牢固根深的意识形态做彻底的决裂，甚至还存有一定的幻想，从而使他们的“革新”、“改良”带有空幻的性质。

这种状况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们的世界观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应该承认，晚清一批思想家的思想成分中，固然已经渗透了一些现代科学的启悟，这是他们的可贵之处、开明之处。现代科学知识，使他们懂得了物质作为世界存在的基础，“气之有冷热，力之有拒吸，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统物理焉”（康有为：《自编年谱》）。这对他们世界观中唯物意识的确立无疑有重要作用，使他们超越了当时封建士大夫们那种面对世界天地的一片混沌的眼光，获得了某种理性的觉醒。但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这些思想家们当时对一些科学知识的理解还是相当肤浅、幼稚的。比如，他们承认物质的“电”的存在，但竟然又把“电”这个看似无形的、变化莫测的神奇东西，与人的精神、意识等同起来，“脑为有形质之电，是电必为无形质之脑”（谭嗣同：《仁学》）“知气者，灵魂也，略同电气，物皆有之。”（康有为：《礼运注》）这些看法反映了当时这些思想家们在理性跨越中的犹豫与固守。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谭嗣同由‘心力＝电’而得出‘心力’可以代替‘以太’，宇宙世界只是‘心力’表现的唯心主义；康有为则由‘魂知＝电’而陷在‘天’（自然）‘人’平行而相互独立的心物二元的尴尬地位”[10]。这也正是晚清思想家们所体现的时代思潮的基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