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以上几种观点都是以晚清的长篇小说为例来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的。为了弄清中国小说向现代演进的真实步履，我们有必要先对晚清时期的思潮背景及小说自身演变的历史状态作一些基本性的辨析。

中国社会发展至明代中晚期，商品经济和贸易的繁荣，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是许多学界人士的一个共识。而商品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与思想文化观念的变化又是相互映衬、相互促进的。所以从晚明嘉靖中叶的著名启蒙思想家李贽开始，在其著作中就对以道德伦理为价值中心的儒家思想发起了猛烈的冲击，显示了以生命价值为中心的意识要求和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到了清代晚期，也就是19世纪上半叶，以龚自珍、魏源、冯桂芬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的著作更展露了许多对千年封建专制来说是“出格”的言论，像被梁启超称之为“近世自由思想之向导”的龚自珍，对当时封建社会的颓败，对“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封建专制，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他的诗文中，更是对人的尊严遭到漠视、人的才华无法施展的现实，迸发出惊动神州的呼唤：“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正是对一个变革时代来临的呼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代思想家中，他们萌发的已不只是一种“反叛”情绪，而且能够比较明确提出一些具体的政治、经济主张。如与龚自珍同时代的思想家魏源，对当时声称有“十全武功”的“天朝”竟屈膝于“么尔小夷”，不仅表现出满腔爱国义愤，更激起一种要求了解西方、寻找“御侮之道”的强烈愿望和行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由魏源最早提出的新鲜观念。与此同时，他和龚自珍一样，对商业经济发展的新情势也甚为敏感，“天有私也，地有私也”（龚自珍）主张言“私”言“利”。这种观念的萌生，无疑正是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向的反映，是从自身历史土壤中产生的新鲜意识。

伴随着工商业的兴起，一种务实、平等的意识也在萌生。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叙》中提出“师夷技”的同时，还注意到人心的改造，提出“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患”，倡导“以实事求实功，以实功从实事”的精神。较龚自珍、魏源更年轻的冯桂芬，针对封建主义中国的种种弊端，也在他的《制洋器议》中明确地提出：“人无弃才”、“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的主张。这些都体现出一种平等、务实的观念。

总之，自晚明至清代的几百年间，中国思想界并非混沌一片、沉默无声、缺乏亮色，相反，在商品经济的自发繁荣中，在从明代向清代更迭的历史曲折延宕中，都有思想界敏锐的触角，有他们对时代的感应而发出的在他们那个时代所可能发出的声音。这些虽未成体系，但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闪亮的思想元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晚清最后的时段发生的颇为轰烈的改良运动，作了有力的铺垫；同时，确实也给晚清时期文学的变化，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养分，这是我们考察晚清小说自然要正视的历史背景。

就从中国小说自身的发展来说，它本来就一直伴随着社会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在不断地演进中，宋元时期在说书基础上产生的白话小说，在社会大众中发生的影响，早已促使人们对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获得新的感受。到了明朝末年，李贽、冯梦龙、凌蒙初、袁中郎等一批文人就更加敏锐地感觉到小说的特殊魅力，他们特别看重这种文体的通俗性，甚至认为它对社会的作用超过了儒家经典。“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虽小诵《孝经》、　《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6]这是小说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最早受到社会文化界的明确承认，也使它在文学领域中逐渐趋向于主流地位。而且其自身也随着社会的变迁已在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发展着创作内容，不断地创造着新的艺术经验。

长篇小说发展到了清末民初，在创作内容和叙事方式上确实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这自然有其内在原因，其中我认为有两个因素最为关键。(www.daowen.com)

首先，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动荡。满清政府在西方列强进犯面前的软弱无能，丧权辱国，更加暴露了它的衰落与腐朽。尽管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朝廷也打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旗号，但很快就暴露了它那“对内屠杀，对外投降”、意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真面目。由此，早已在知识分子和民间中潜伏的反抗意识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在爱国主义声浪中呼唤变法维新的改良运动。这是个如火如荼的呼唤变革的年代，为了得到广大民众的参与，改良派的领袖们意识到“开启民智”的迫切，于是，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更被突出强调。当时“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就指出：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小说。而新小说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改良群治”，因此梁启超大力鼓励小说“写爱国之思”、“写政界之大势”[7]。正是“时代需求”，使许多文人加入了小说的创作队伍，使小说创作开始变得更加注重表现社会大众密切关心的社会问题，更注意切近民众的现实生活，反映动荡的社会情绪。而读者们关切飘摇动荡社会的去向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阅读渴求，也与这种改良的功利目的形成一种合力，驱动着晚清的小说创作界对小说内容的调整，使大量的“谴责小说”、“政治小说”应运而生。

在这批小说中，大部分都是以1880年至1910年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背景，不仅涉及这一时期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满清朝廷的腐败、官场的黑暗，等等，同时也反映了封建秩序尚未退位、而城市生活在商品经济涌动、西方外来文化影响下所出现的奇异景观和谲怪现状。更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一些西方汉学家所指出的：“前此的任何小说家在描写自己所处的时代时，都从未像晚清小说家那样力求真实。晚清小说从不按照传统小说的惯例，假托前代或某一不明确的时代，却像中国现代小说中一样，直言不讳地宣称读者读到的正是作者观察到的当今现实。”[8]这种敢于正视现实的精神，自然是受渴望变革的社会潮流所支配。

而驱动晚清小说创作的变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当时小说传播方式的变化。报纸、杂志成为小说传播的重要工具。

早在19世纪40年代，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就已经把用铅活字和机器印书的技术传入我国，开始改变中国自发明印刷术以来传统的以线装书为传播媒介的文本手工制作方式。到了19世纪下半叶，书籍、报刊的出版势头更劲，从1861年上海第一张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的创办，到《申报》的出现，它声言其所面向的是“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申报》创刊号的告白），代表了办刊的平民化趋向。这样的报刊，既“记述当今时事”，亦有“奇闻轶事”和小说发表的园地。到1892年，中国第一份小说期刊《海上奇书》出现，正是由当时的自由撰稿人韩邦庆所创办的，他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就是登载在这个刊物上。在此之后，许多作家的创作，都有报纸所依托，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像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最早就是在《上海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刘鹗的《老残游记》最初13回发表在《绣像小说》，后又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曾朴的《孽海花》有一部分也是在他自己创办的《小说林》上发表的。小说的这种传播特点，必然会对它的叙事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作者来说，他的作品为了适应报纸连载的急需，往往是“现写现卖”，很难像《红楼梦》那样，“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才刊行于世。这种状况，自然使这些小说在结构上呈现新的特点。它的事件与事件之间，很难有严密的组合，事件的“起”与“讫”也会比较随意。这样在叙事结构上也就开始打破以往小说那种古板的线性发展、环环相扣的叙事方式，出现一些双线或多线穿插的叙事路数，以使故事的生活场面显得多边化、芜杂化，更逼近生活的原生情状。在人物描写方面，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随事件而存在，随事件发生而出现，又随事件的过去而消失，个人的命运极少贯穿全篇，因而难以有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与人物之间也很难结成有内在逻辑的“关系网”。而在叙事策略方面则更注意对读者的吸引，读者阅读连载的小说，是分散性的、断续性的，如何使故事的叙述保持着对流动阅读的读者的吸引力，自然需要有更多的叙事“妙计”。所以，当时一些作家除了沿用传统章回小说那种“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方式外，对西洋侦探小说那种倒叙、闪回、插叙等叙事方法也特别感兴趣，目的自然是为了“吊住”读者阅读的“胃口”；在叙事者身份的选择上，也有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姿态（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方面可以加强故事的真实感，也是为了拉近与天天在报上阅读的读者的距离。

这种种变化，其实都与当时小说所处的新的社会文化环境、面对新的读者群有密切关系。当然，在这种变化中，也自然受到当时大量以梗概翻译过来的西洋小说的影响和启发，但要看到，这种艺术变动的内在动机却是来自于自身发展的要求，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西方的文学技巧例如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叙述时间的倒置之所以被引进，也只是因为中国小说已经发展出类似的技巧，或已经演化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外来因素的吸取也只是本身进化的补充。”[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