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兰

（武汉大学）

在探讨中国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演进时，今天的研究者已经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在晚清末年至民国初年这一特殊阶段，更具体地说，是1840年至1917年的七八十年时间。

许多中外研究者都指出：在晚清末年至民国初年，中国长篇小说已经出现了一些现代素质。早在20世纪的70年代初，捷克布拉格学派的领军人物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就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中叙事者作用的变化》一文中指出了中国20世纪初小说叙事的一些新变化。[1]这期间，亚欧一些学者也注意到1897—1917年中国文学的“过渡性质”。到70年代末，捷克东方研究所哲学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M.D-维林吉诺娃主编了一本研究中国晚清小说的论集，集中了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通过对晚清长篇小说中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老残游记》等一批重要的代表性小说文本的细读和剖析，认为：“晚清小说已经表现出后来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许多特性”，如它切近现实的主题，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描摹“力求真实”；它生活场景的“流动性”和对“情感力量的强调”。认为“晚清小说已经捕捉到正在形成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全部复杂性、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与此相映衬的是在叙事形式、技巧、风格等方面新的艺术因素的出现，他们运用西方的小说理论，从小说的叙述结构、叙述模式、叙述时间、叙述话语和叙述风格诸方面，探讨了这个时期小说的一些代表性作品所出现的“实质性变化”。这些研究成果，在1980年由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2]在此前后，当中的一些文章已在我国台港澳和内地的学术刊物上摘译登载，开始在我国学术界产生影响。(www.daowen.com)

这些观点的提出，无疑是对我国学界一直沿袭的对晚清小说的许多传统习见，甚至是权威论断的一种挑战。它大大启发了中国学者，打开了他们研究的新思路，将他们专注于“五四”的划时代性的目光延伸至清末民初，寻求文学现代转型的最初端倪。在小说研究领域中，陈平原出版于1988年的专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是这种研究新思路一个最早出现并影响广泛的标志性成果。

在此以后的这一二十年中，中外学者围绕着晚清小说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的各种论著不断出现，在这当中，形成了一股相当强大的理论倾向。这些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一、“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1895—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见李欧梵执笔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文学部分），这是从现代文学的时限上提出的明确观点。二、“晚清小说岂止仅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还有它的被忽视，本身就已经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端”，不过晚清文学所包含的“多重的现代性在‘五四’期间反被压抑下来，以遵从某种单一的现代性”[3]。这是认为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比“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更为活跃、更为丰富的代表性观点。三、关于现代文学开端的“标志性”作品的认定，提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以19世纪90年代前期刊行的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起点标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4]；《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性的小说”[5]，这是从“标志性”作品的角度进一步论证现代文学的开端不在“五四”，而在晚清，实际表明晚清文学不只是一个“过渡期”而是“开创期”。

应该怎样来对这些观点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