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是现代文学的民族学和地理学问题。文学史要接上“地气”，要沟通中国多地域、多民族的文化血脉，要重新绘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完整的文化地图，不大量搜集原始资料，展开对这些基本领域的深度研究，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经过近30年的努力，港、澳、台地区文学进入文学史的主流写作，已获得重要的进展。接下来的课题，是丰富多彩、成就灿然的少数民族文学如何超越边缘化，进入主流书写。人们应注意，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4月28日公布，全中国总人口共计13.7亿，内地接近13.4亿，少数民族人口1.1379亿，占全国人口的8.49％。

再看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年各国人口排名榜》。它将世界上200多个国家与地区分成六类十三级：一级是“人口超级大国”：1.中国13.6920亿（中国内地13.3861亿）；2.印度11.6607亿。二级、三级是“人口大国”，二级的人口过亿：3.美国3.0721亿；4.印度尼西亚2.4027亿；5.巴西1.9873亿；6.巴基斯坦1.7624亿；7.孟加拉国1.5605亿；8.尼日利亚1.4922亿；9.俄罗斯1.4004亿；10.日本1.2707亿；11.墨西哥1.1121亿。三级的菲律宾9797万；越南8696万；埃塞俄比亚8523万；埃及8308万；德国8232万；土耳其7680万；刚果（金）6869万；伊朗6642万；泰国6590万；法国6442万；英国6111万；意大利5812万。人口中等国、人口小国（地区）、人口超小国（地区）、人口袖珍国（百万以下的国家或地区），其人口从不到5000万至不到5000人不等。也就是说，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汇总起来的1.1379亿，数量上已经属于第二级的“人口大国”，居于世界人口第10位的日本及第11位的墨西哥之间。

至于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内蒙古自治区，相继建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共建立了159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4个，还有1256个民族乡。自治地方的土地面积达61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64.3％。

比较起来，广义的西欧指欧洲西半部，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卢森堡、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面积约500万平方公里，占欧洲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土地面积，超过了广义的西欧。如果按习惯上把广义西欧分为北欧、西欧、南欧三部分。狭义的西欧，包括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摩纳哥，面积93万平方公里。中国最大的新疆、西藏、内蒙古三个自治区的面积，分别是160万、120万、118万平方公里，都超过狭义的西欧面积。

这种简单的居住地面积和人口数量的对比，也许过于肤浅和表面化。但它至少可以提示，中国少数民族的人口、地理、文化、文学资源是庞大丰厚的，绚丽辉煌的，不容低估和漠视的。正是这55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一批已经分头融入现有民族的古民族，在数千年间不断地以各种态势和形式交兵交和、交恶交欢、交手交心、交通交涉，扮演着一幕幕惊天动地、悲欢离合的历史悲壮剧，从而衍生出灿烂辉煌、多姿多彩的思想学术和审美文化创造，并最终形成了一个血肉相连，有机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分离不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伟大的民族共同体。

而且应该看到，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提倡民族间彼此尊重，和谐互助，团结共进的。什么是“和谐”？有人采用浅显的拆字法，说是“和”的“口”边有“禾”，有饭大家吃；“谐”字的“言”旁加个“皆”，有话大家都来说。丰衣足食，言路畅通，也就为社会和谐创造了基本的条件。很少看见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讲究政策上向少数民族倾斜，积极地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事业”来推动，简直有点不遗余力地培养、扶植少数民族作家成长。5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作家协会中会员逾千，在各地区作家组织中人数逾万。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文学报刊喜欢打“少数民族作家群”的牌，诸如“蒙古族作家群”、“藏族作家群”、“维吾尔族作家群”、“哈萨克族作家群”、“满族作家群”、“壮族作家群”、“回族作家群”、“朝鲜族作家群”、“哈尼族作家群”，这些都是人口逾百万、甚至逾千万的民族；乃至人口只有十几万、几万甚至不及一万的“景颇族作家群”、“达斡尔族作家群”、“鄂温克族作家群”、“鄂伦春族作家群”，也都赫然榜上有名。他们都是举着民族的旗子，高扬着民族的特色，体体面面地行进在中国作家的行列中的。

我近年主编一部12卷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通论》，其中有《少数民族卷》45万字，由海南大学李鸿然教授执笔。他引用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话题：“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认为这种情形已经被众多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以母语创作、双语创作或汉语创作方式，彻底改变了。少数民族有了自己的作家群，作为民族代言人，堂堂正正地“表述自己”，彻底结束了“必须被别人表述”的历史。李鸿然教授秉笔撰述时，为防止遗漏，自编一篇包括102人、共34句的“三字经”。开头几句是：“老沈萧，更唐包。王李端，玛金敖。尼纳巴，乌胡超……”[18]排列的是老舍、沈从文、萧乾、更敦群佩、唐加勒克、包尔汉、王度庐、李乔、端木蕻良、玛拉沁夫、金学铁、敖德斯尔、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乌·白辛、胡可、超克图纳仁等少数民族重要作家。

其中有现代文学研究者熟悉的名字，更多的是不甚熟悉，甚至闻所未闻的名字。比如，更敦群佩1903年生于青海热贡（今同仁县），父亲是宁玛派的活佛。1906年被认定为吉美索朗多杰活佛的转世，并进入亚玛扎西齐寺学经。1928年到拉萨，以绘画驰名。1934年到印度，住在大吉岭，学习梵文、英文，派往锡兰，学习巴利文。在游历求学于南亚诸国12年中，深入考察印度社会，研究进化论、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发表了《旅居印度的反思》、《俗语嵌套诗》、《印度诸圣地朝圣指南》，完成了《欲经》的写作。将《入行论》及藏文史学名著《青史》翻译成英文，将巴利文《法句经》译成藏文。他集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和启蒙思想家于一身，又是诗人、画家、语言学家、史地学家、民俗学家、考古学家，学养深厚，见识广博，诗文及学术著述均精采灵动。1946年回到拉萨，在研究古代藏文史书，吐蕃碑铭文献，西域、敦煌文书中的大批藏文与回纥文古籍，以及两唐书《吐蕃传》史料的基础上，著成《白史》，超越了同一领域的西方权威学者。其弟子整理出版了他的讲义《中观甚深精要嘉言·龙树密意庄严论》。但他被西藏当局视为颠覆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三年，在监狱里，与一位来自藏北的文盲牧羊女同居，酒酣耳热，偶尔为诗，抒发兴致，流露内心厌世的情绪。1950年出狱，一年后离世。[19]如此国宝级藏族作家，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可曾为之写上一笔？

再如我国哈萨克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杰出的爱国革命诗人唐加勒克。1903年出生于新疆新源县一个贫苦牧民家庭。1922年赴苏联学习三年，返回故乡后，就拿起冬不拉，游历乡村，吟诗弹唱。所作诗歌大多反对巴依和贪官污吏，同情贫苦牧民。他还创建哈萨克民族第一个现代剧团，演出《秀哈》、《曙光》等哈萨克语话剧。1944年，被新疆盛世才当局当作“危险分子”在伊宁逮捕，转移到迪化监狱，在狱中写了不少深刻揭露社会黑暗残暴的诗。1947年因肺炎去世。一生著有长诗7部、诗体长篇小说5部、短诗129首、弹唱词6首、歌词11首。有《伊犁即景》、《青年时代的情感》、《告别家乡》、《狱中状况》、《你好，我的家乡》、《诗人的内心》等短诗，以及长诗《萨纳瓦尔》、《啊，娜撒吾列》，堪称内容丰富，寓意开阔，语言鲜活，修辞灵动，带有“阿肯弹唱”风格，吟诵着启蒙新声和期盼民族新生的草原悲愤之音。[20]2003年纪念他百年诞辰时，连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巴尔耶夫也给予他高度评价：“诗人唐加勒克是中国哈萨克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在哈萨克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宝贵的财富。”[21]那么，我们的现代文学史又应如何评价这位杰出的诗人呢？

说到朝鲜族小说创作，被称为“当代朝鲜族小说三元老”的金学铁、李根全、金溶植，值得认真关注。其中金学铁成就最著，被称为“朝鲜族的鲁迅”。他1916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南道元山，1935年由朝鲜逃亡至中国上海，加入了朝鲜民族革命党，被派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学习，1938年毕业后在武汉参加朝鲜义勇军，担任分队长。曾在部队创作演出了《曙光》、《胜利》、《灯塔》和《朝鲜义勇军追悼歌》、《故乡路》等戏剧和歌曲作品。1941年在太行山战斗中，被洪四益（韩国人，为日军四团长）击中大腿，重伤被俘，送日本长崎刑务所服苦役，伤腿感染截肢后，被誉为“只脚作家”。1945年获释回汉城，发表短篇小说《长虫（蜈蚣）》。1947年任朝鲜《劳动新闻》记者、《人民军报》总编辑，因发表了一篇批判苏联掠夺的文章《是谁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而被辞退。1950年到中国延边定居，到北京后在丁玲手下当中央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出版三卷本《海兰江，你诉说衷肠》，为当代朝鲜族第一部长篇小说。又有长篇小说《20世纪的神话》、《激情时代》，中篇小说《泛滥》、《繁荣》，短篇小说集《军功章》、《乔迁》、《苦闷》、《无名小卒》，散文集《我的路》，报告文学《高峰起遗书》，传记文学《抗战别曲》，自传《最后的分队长》，以及自传体散文集《像土螺壳里面一样的世界》。“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一部未发表的长篇小说《20世纪的神话》，于1967年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判刑十年。1980年恢复名誉，享受老红军待遇。2001年病逝。[22]金学铁是将生命融入笔墨而写作的，是一种蘸着浓郁的写实性和坚挺的自我个性特征的书写。他的书写有爱之绝叫，亦有生命之坚锐，神圣与悲壮、哲理与幽默，均融会于字里行间，人性美和作家人格美跃然纸上，因而广受中、朝、韩、日各国民众的尊敬和喜爱。专家们总是讲“重写文学史”，那么为何不去深入地将中国东北、西北、雪域高原的这些少数民族的传奇人生，肝胆文学，绚丽色彩，写进文学史呢？若能如此，不是可以使我们的文学史观，令人耳目一新吗？

对于当代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佼佼者，学术界是熟悉的，而且也将他们写入文学史。比如老舍、沈从文，在文学史中都辟有专章专节，而且有时也提到他们是满族或苗族。但是又有几人认真研究满族或苗族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群落结构、习俗、宗教、礼仪、民间信仰、娱乐方式、美学趣味？如果对这些都茫然无知，那么只提满族、苗族，除了贴贴标签之外，又能在破解民族文化基因和精神谱系上，有何作为呢？对回族作家张承志、霍达，藏族作家阿来、扎西达娃、梅卓，蒙古族作家阿尔泰、萨仁图娅、郭雪波，维吾尔族作家麦买提明·吾守尔、巴格拉西，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仫佬族作家鬼子，满族作家叶广芩、关仁山、赵玫，达斡尔族作家李陀，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土家族作家蔡测海、李传锋、叶梅，壮族作家凡一平，哈尼族作家存文学、哥布等等，也是要从他们的民族文化基因，乡土风物的变迁，以及现代化、全球化浪涛的荡涤等丰富的维度上进行深入的关照，才可能直指心源，触及人类如何审美的本质。要深入地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对研究者原本的知识结构的考验和挑战。但是有作为的研究者应该毅然迎接考验和挑战，潜下心来，广读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和文化资料，进行必要的田野调查，如此才能收厚积薄发、得心应手之功。

还有一些使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文人作家，大家也许并不陌生，但由于他们采取的文学表达形式被人们视为不够“现代性”，而放置于文学史的门槛之外。比如满族文人启功，家族为清朝皇室后裔，属满族正蓝旗，却明确表示不再以“爱新觉罗”或“金”为姓氏，而以“启”为姓，性情趋于“贵裔平民”。他的“诗、书、画”堪称三绝，对汉语的精深研究和自由驱遣，远非一般汉族学者、诗人所能比。人称之“国宝”，他却说：“我还有自知之明，哪敢自称国宝呢？其实，我（贴在门上）写的是这么四句话：启功冬眠、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一元钱。”据说这张纸条当天就被“有心人”收入囊中，作为意外“淘宝”的收获。他有“老顽童”式的幽默，自撰《墓志铭》云：“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启功自称“我是胡人”，他将“旗人文化”中那种尚未汉化的“胡儿气”萃取出来，又浸入汉语游戏笔墨之中，借自嘲以为幽默，确实有点出神入化了。《启功韵语》和《启功絮语》的诸多篇什，以地道的“京片子”，传达满人文士的神韵，是否也值得文学史作为独特的文化现象，进行一番体验呢？

文学地理学、民族学的提出，旨在使文学研究从实际出发，连通“地气”，滋育文学的根系和生机，拓展文学审视的地理空间和文化资源。《周礼·考工记》就有“天有时，地有气”，　“地气然也”[23]的说法，一个“气”字，联系着中国文化的本体论。还是《周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那句话，无杂不成文，无杂不为大。因此文学史写作，应该实事求是地回到它的本位，深入考察和阐释文学存在的多样性、多层性、多维性，以此展开中国文学丰富多彩、五色斑斓、灿烂辉煌的文化地图。通俗小说与新小说的比翼齐飞，文言诗词与新诗的并存融合，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的竞争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汉语文学的一统多元，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和现代性意义的获取上，都带有本体论的价值。

全国有那么多的20世纪文学研究者，如果逐年站队，几乎每年能排上百人，那又何必用一些不符合实际而颠来倒去的概念，将自己圈在一些狭小的领域，互相重复，作茧自缚呢？这个也不值得研究，那个也不值得研究，放着浩瀚的文献资源任其尘封遮蔽，这里体现的并非追求文学真谛之真诚，亦非兼容文学多样性的胸襟博大。我们是否可以获得一种共识：研究现代文学而对于与新文学处在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上的通俗小说，文言诗词，传统戏曲，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所知有限，甚至不求博学多识，乃是一种知识结构上的重大缺失呢？汉人有云：“能读千赋则善赋；能观千剑则晓剑。”[24]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又曰：“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25]博于学而精于识，致广大而尽精微，是任何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学者都孜孜以求之境界。

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应该分工合作，对百年文学多样、多层、多维的史料资源，进行卷地毯式，或竭泽而渔的清理，然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存在中，抽象出属于自身原创的原理、法则，用自己的声音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的深度对话，这才算尽了现代中国学人的职责。质之高明，是否如此？因为本人多年没有以主要精力研究现代文学，这些迷惑也许是杞人忧天，无的放矢，自作多情，我们的许多同行早已在这些领域、这些命题上卓有建树，那我就好好向专家们学习，并恭贺他们的成功吧。

[1]《周易·系辞下》，《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0页。

[2]《周易》革卦“象”辞，《十三经注疏》，第61页。

[3]《说文解字》引孟氏《易》，参见清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卷一，龙溪精舍丛书本。段注本文字已同今本《周易》。

[4]《九歌·山鬼》，《楚辞集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4页。

[5]《周易·系辞上》，《十三经注疏》，第81页。

[6]《周易·贲卦》彖辞，《十三经注疏》，第37页。(www.daowen.com)

[7]范伯群：《礼拜六的蝴蝶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8]《王度庐作品集·卧虎藏龙》，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9]闻一多：《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椠纪以绝句》云：“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鸠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卷，勒马回缰写旧诗。”诗约写于1925年春留学美国期间。

[10]《齐白石诗集》，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

[11]《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2]《于右任诗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此诗附有题记云：“今年暮春，游成都杜甫草堂，其时群花凋谢，唯庭中垂丝海棠数株，犹繁花盛开，似迎游人。回北京后作诗记之。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书吕剑同志补壁。”

[14]《聂绀弩旧诗集》，香港野草出版社1981年版；《聂绀弩诗全篇》，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15]洪深：《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洪深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

[16]《曹禺夫人生前与丈夫互相欣赏》，记者和璐璐，《北京晨报》2008年7月13日。

[17]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收入《汤显祖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

[18]李鸿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载《文艺报》2011年2 月2日。

[19]更敦群佩：《根登曲佩大师略传》，《中观精要》，白玛旺杰译，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20]《唐加勒克作品集》，伊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1]吴孝成、吴若愚：《唐加勒克评传》，《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22]《金学铁全集》五卷，延边人民出版社2010—2011年版；金虎雄：《金学铁》，《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百家评传》，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23]《周礼·考工记》，《十三经注疏》，第906页。

[24]（东汉）桓谭：《新论·道赋》，朱谦之新辑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

[25]刘勰：《文心雕龙注·知音篇》，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