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文学史,首先要搞清楚文学是什么?文学的存在如何?文学的历史存在,是以无序隐含着有序,以芜杂隐藏着潜流,维度多端,色彩斑斓,众声喧哗,一切都处在纷繁复杂的动态之中。必须以大文学观,才能总览文学纷纭复杂的历史的、审美的文化存在,深入其牵系着人心与文化的内在本质,展示其广阔丰饶的文化地图,揭示其错综纷繁的精神谱系。这似乎是文学研究者的常识,然而,有些迷惑往往就出在“常识不常”上。
为了破解迷惑,不妨回到中国元典,尝试一下“以易释文”,从《周易》思想接近文学。《周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1]文学存在的本质性特征,就是杂,五色相杂,纹彩焕然,不杂就不叫文学。因此我们不能用一个单纯的术语来裁剪文学,肢解文学,而要以各得其宜的多维思想方法,直指文学之本原。研究鲁迅有契合鲁迅的思想方法,研究老舍有契合老舍的思想方法,研究张爱玲有契合张爱玲的思想方法,研究莫言有契合莫言的思想方法。思想方法的单一化,叫做“文化贫血”。
同时,文学的复杂存在,是处在动态中的,新中藏旧,旧中含新,瞬间牵连着永恒,永恒离不开瞬间。《周易》革卦有一条“象”辞:“君子豹变,其文蔚也。”[2]豹子皮色鲜丽,一经变化,就文采蔚然。《说文解字》引古《周易》异文,这句话是“君子豹变,其文斐也”[3],也就是文采斐然。豹子在古人的眼中,是非常美的,屈原《九歌·山鬼》说:“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4]山鬼披着香草藤萝,骑着红毛黑花的豹子,跟着有花纹的野猫,眼睛顾盼生姿,这就是美,这才叫文学。这个鬼精灵带着野性,沐浴着自然清风,含情脉脉,魅力独具,显得色彩斑斓。而且“豹变”,强调变。因此对文学的考察,应如《周易·系辞上》所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5]或三或五,以相参合,以相改变,不同性质意义的事像数理,交错综合,能把如此错综复杂的变化贯通起来,也就可以得到天下文章,古今文学了。也就是说,《周易》关注的是天下之文的多样性、过程性,以及其间存在的神秘性。
为何想到要“以易释文”呢?因为《周易》有这么一个重要的命题:“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6]《贲》卦之彖辞的这个说法,是人文,或者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表述。“人文化成”一语,从原始经典上,就把“文化”当作动词来对待,就把文化视为一个过程。站在文化过程的这头,来考察文化过程的那头,应该秉持历史的理性,进行高屋建瓴的大时段、大视野审视,才不会被一时涌动的波涛,偶尔浮泛的泡沫迷失了眼神。我常常有一种感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时段不够长,视野不够大。比如分析“五四”,它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个伟大的起点,而不是全面现代化的整个过程。那么是以五四的标准为标准,以蔡、陈、胡、鲁等当事人面对当时文化命题而采取的标准为标准,还是以中华文明的标准,人类文明的标准,拉开一段心理距离来进行考察和反思呢?百年的文学纵览,是否要融入百年文明发展的教训及新开发的智慧呢?如此一想,就使我对现代文学史研究中采用的种种概念和得出的种种判断,难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迷惑,出现不少需要请教的地方。(www.daowen.com)
在全面搜集和梳理现代文学的文献之后,退后30年、60年、90年来观察和反思现代文学,我总感觉,有些研究者用种种概念、判断,将现代文学原本存在的丰富维度、复杂状态,作了大幅度的、往往是伤筋动骨的删除、遮蔽,甚至难免有时自充媒人,乱点鸳鸯谱了。这样我们又何从获得中华民族精神史,在这个千古未见的转型期的完整图景和复杂过程呢?这一点并非不要紧,因为它涉及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化状态、精神构成的总体认识。当然,最近30年,这种总体认识在不断丰富和深化,但是进两步,退一步,徘徊犹豫,也存在着对丰富和深化的抗拒。“抗拒丰富的深化”,是否成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保守地盘的一种心理情结,不敢贸然判断。不过,不少人似乎并没有从百年文明的高度,掌握“物相杂,故曰文”的本义,并没有采取“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的学术姿态。
这就要求我们回到“文学”,回到“现代”,回到“中国”。回到文学的多样性,回到现代的间杂性,回到中国的完整性。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中国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充满着痛苦、艰难和坚持,充满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神经震颤和古今间杂融会。这就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处境。文学是需要面对世界,敞开开放的心灵的,文学研究也是如此,这是无需怀疑的。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他作为数千年文学牵连着数千年文化、文明的现代转型,充满着各种纠结、挣扎、突围和重造,并不是说哪位文化英雄振臂一呼,就会干干净净地在一片旷野上,平地拔起一片西洋风格的文学大厦群。文学借鉴不是机械化的搬运和组装,在不断借鉴着的文学本身,依然是一种生命化的体验和创造过程。“文化”这个动词,动在文学的心灵之中。豹变豹变,是发生在原来那头豹子身上的变化,离不开它本是中国豹子,而不是美洲豹。我们依然是黑眼黄肤,变成金发女郎的梦只能发生在美容馆,无法发生在娘胎里。中国人是穿上西装了,而且也可以搞点“花生秀”(fashion show)了,但中国人摆脱不了自己的文化基因,必须以自己的文化基因作为出发点开始变革,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总体结构发生变迁时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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