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一所大学在讨论价值观时讲了一个故事：一架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发生了故障，飞机上的人为了减轻负担把行李都扔下去了，等扔完了以后发现还不行，必须陆续把乘客扔下去，直至飞机能安全飞行为止。这时飞机上有四个乘客：副总统、失业的工程师（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歌星和科学家。究竟谁作出牺牲最合适？来自不同国度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面对这个十分为难的问题，学生们的争论非常激烈，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是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要把那个失业的工程师留下来。达成这种共识绝不是因为那个工程师的职业重要，而是因为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很能激发人们阅读和思考兴趣的故事。这样的一个“共识”让我们看到了，在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下大家对孩子的关心、爱护这种心理趋向是一致的，都认为孩子不能失去父亲，他应该回到孩子们身边。小小的一个故事，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深远的。教育、文化、科技等等一切的一切，它们最终的价值关怀是什么？答案应该是不会引起质疑的，那就是人的生命。在至高无上的生命面前什么都得让位，总统要让位，科学家要让位，歌星也要让位。为什么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考虑？因为孩子象征着未来，他是一个无限生长的生命，而教育所面对的就是这样无限生长的生命。因此，教师要经常去唤醒儿童的生命，激活儿童的生命力量，让他们在广阔的空间里、丰富的活动中、多彩的生活中进行平等的对话、情感的交流、心灵的沟通，从而使混浊的人生变得清澈，使沉睡的生命得到觉醒，获得自由生长。通过教育，人要成为真正的人，而不是人以外的任何生物，更不是其他任何工具。这种生命至上的理念，恰恰是我们教育中大大缺少的。教育为什么有时候很苍白，价值主体为什么迷失？我们或许从中可以寻求一些答案。

（一）对话——儿童生命自由生长的方式。

人总是在受教育中成长为人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是施教者与受教者的一种对话。教育要立足和尊重人的生命存在，就必须构筑起理想的对话方式。这种对话必须是基于理解、平等、宽容之上的。

这个问题在我们教育过程中经常被视而不见。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教育体制的改革、理论的建设以至具体到教材体例、篇目的重建与设定，惟独忽略了我们的教育对象本身。他们是什么？他们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这样或者那样？当我们研讨教育新理念、新思维时，惟独没有问一问我们的孩子们真正的所思所想、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对我们来说依然是一片神秘而陌生的森林。当孩子们出事了，我们才终于发现长期以来在教育过程中存在的一个致命的盲点，即缺少对于教育对象起码的理解和基于理解、平等、宽容之上的对话。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学校里师生关系是不平等的，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是警察和小偷的关系，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于是，这种对话便常常以“训示”和“告诫”的形态出现。对话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教育理念。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们将这种“以上对下”、“以强对弱”的对话方式发展到极致，过多地强调教育者的塑造作用。认为学生是一张白纸，我们在上边染红的就是红的，染蓝的就是蓝的。这样一种观念制约着我们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一方面我们的教育内容有什么，我们就塑造什么，另一方面我们怎么能够使其就范，就怎样来塑造，让学生成为我们所想要的那种模式。

在教育中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在很大意义上，在于创设使学生形成良好素质的外部环境，给他们提供平等对话的条件。没有平等对话的条件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我们的教育也就无法开始。鲁迅先生早就说了，对孩子的教育，“开宗第一，便是理解”。教育中缺少平等的对话，这种教育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我敢拿脑袋担保：如果学生不愿意把自己的欢乐和痛苦告诉教师，不愿意与教师开诚相见，那么，谈论任何教育都总归是可笑的，任何教育都是不可能有的。”

（二）情感——儿童生命自由生长的桥梁。

情感沟通对于儿童生命自由生长至关重要。长期以来“美德袋式”的教育之所以受到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忽视儿童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动的主观性，忽视了儿童的情感体验，学生在接受枯燥的教条的同时自身也被“物化”了，只把儿童看作是等待填充的“道德之洞”（杜威语）或“美德之袋”（科尔·伯格语）。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论的关键在于，他认为“美德不仅是‘知之’，而且是‘乐之’，如果只是知之，而在情感喜好上并不趋向之，就不能说美德已经形成”。种种现实告诉人们只有认识、思维是不够的，教育只有激发主体的内在动机、内在生命体验，让儿童在各种关系中产生、积累、孕育情感经验，才能有效地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缺乏情感沟通或者说是积极的情感沟通，是我们当前教育低效的又一症结所在。这是因为达成能力的基本要素之中情感态度具有最强的粘合力，虽然一定的认知和意志之间也有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一面，但单靠认知的促动，教育产生的力度仍是远远不够的，这点已为教育实践所证明。而有了情感的参与，等于增加了一个新的心理动力和中介环节。有了情感的动力性中介，认知和意志之间的结合才最紧密，意志才能变成儿童的内在需要，行为才能真正得以实施。也可以这样说，情感是教育的催化剂，只有架设了情感这座桥梁，生命个体从认知到意志、行为之间的道路才可能畅通起来。

一位老师给学生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两个年轻人在谈恋爱，女青年对男青年说：“你如果要和你母亲在一起，我们就分手；你如果愿意和我在一起，你就把你母亲的心取出来交给我。”男青年选择了后者。他杀了母亲，捧着母亲的心去找女青年，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当他还没有爬起来的时候，那颗跌落在地上的心发出了焦急的声音：“孩子，你摔着了没有？”故事讲完了，班上的学生长久地沉默了。几分钟过后，学生们还是沉默。又过了几分钟，班上抽泣声四起。这位老师没有打破这种情感氛围，让那种积极的、无声的情感，在学生心头永久定格。融入了情感的教育，它的名字应该叫信服、叫震撼、叫感动，它以最稳定的状态驻存在学生的内心世界，伴随学生终生。

（三）空间——儿童生命自由生长的条件。

为了让儿童的生命自由生长，必须拓展教育的空间，通过提供丰富的资源使教育教学达到理想的效果。《哈佛报告》及其提出者认为， 自由教育、博雅教育或普遍的课程中内涵的理性与道德的因素对于学生发展的积极影响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与巨大的。许多国家通过广泛开设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包括文学、哲学、美术、音乐等，使学生从中获得某种熏陶，提高判断能力和选择的自觉性。法国学校的公民教育除了通过专设的公民科来实施外，还融合在历史、地理、经济等社会科中进行。 日本的国语科很重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文学性的教材则注意挖掘道德教育价值。新加坡语文教材反映了国家的节日、礼仪、风俗、家族观念、奋斗历史、音乐、戏曲等，其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国家文化，吸收蕴含在课文中的孝亲、守时、礼让、睦邻、公德心等价值观念。这种以寓德性教育于各科教学来拓展教育空间的做法，是各国教育富有成效的重要原因。

传统教育的地理空间也是十分狭小的，一般指的是课堂和学校，儿童的生命在课堂和学校中自由生长，这种“自由”有其明显的局限。既然教育为儿童日后的生命服务，那它就应弥散于儿童生活的各个空间。教育的实义应该是指向于儿童一生的，这一生的背景应该是整个社会。因此，我们的教育，必要时理应走出课堂、走出学校，走向更为广阔的空间。(www.daowen.com)

曾有一位日本老师把学生带到一个大型国际停车场，让学生从头至尾地数一数，在这么多的汽车中，有多少辆是日本制造的，共占了总车数的百分之几。结果，学生们在经过了仔细清数后，发现竟然有70%左右的汽车是由自己国家制造的。在停车场这个“课堂”里，荡漾着学生们的爱国情愫。事实上，这种“课堂”还可以是在部队、在工厂、在孤儿院、在社区、在家庭、在法院、在体育馆，在一切儿童可能涉足的地方。美国教育中一般没有德育课，即使有些地方有，课程安排也是十分有限的。但是，美国教育的空间却是很开放的，他们追求的是让儿童在开放的环境下自由吸取和生长，这些正是我们的教育所要大力借鉴的。

（四）活动——儿童生命自由生长的渠道。

古罗马有一则谚语：所见所闻虽好，但我仍按坏样子做。学生懂得善恶，并且在课堂里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推理，但他未必能够把它转化成行为。停留于意识层面的教育可以拿来训人，但不一定能律己。许多学校的教育局限于说教，甚至把德育与智育混淆了。德育与智育的区别在于：前者必须帮助学生完成从知到信、从信到行的两次转化。承载这两次转化的理想途径便是多样的教育活动。

一位小学老师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让班上的每一个学生带一只鸡蛋到学校，并将它完好地保存一天。在学生们看来这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事情并非学生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有的学生将鸡蛋放在口袋里，在上学的路上不小心碰坏了；有的学生将鸡蛋放在课桌里，下课时同学移动课桌，鸡蛋就掉在地上摔坏了；也有的同学一直将鸡蛋拿在手上，认为这样万无一失，可在玩的时候，同学一挤，鸡蛋也坏了。如此这般，一天下来，仅有少数的几个学生能将鸡蛋完好地保存下来。老师说：“把一个鸡蛋给你们保存一天，你们就这么辛苦，你们都长这么大了，父母为了哺育你们，该花多少心血呢？”体会父母养育自己的辛劳，懂得要尊重、孝敬自己的父母，在这么一个易行的活动之中，在几毛钱的代价之中，该是怎样的效果！

其实，这种教育活动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儿童游戏场”，强调通过各种丰富有趣的活动和游戏，对儿童进行以“渗透”为特色的教育，寓教育于活动过程中，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儿童的价值观念。而且学生通过各类活动亦不断地将道德原则内化为自己的道德信念，进而转化为行为习惯。显然，这种方式把抽象的理论寓于具体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极大地减少了教育对象的逆反心理，而且对他们的道德认识和行为产生一种无形的、但有足够深度的影响，教育的效果也往往因此而大获改善。

适合于儿童的活动对于其生命的生长具有核心作用。在儿童活动的王国里，非真实的事对未来的生活却具有了完全真实的意义：在游戏中轮流活动可能是克服自我中心的上佳途径，抢救“伤员”或帮助“弱者”可能是利他思想的萌芽，奋不顾身的全身心投入可能是他未来坚强意志的第一次尝试。与同伴的交往活动，为儿童的能力发展提供“现场试验”的机会，同时对孩子摆脱对“大人”的信赖获得相对独立性也很有帮助。教师应主动关注、研究学生中典型、敏感和棘手的问题，在活动中提高学校教育的针对性、形象性和指导性，让学生学起来简明生动，用起来切实可行。通过参与活动，学生补充、深化和整合自己已有的经验，对现实有更多的了解，这样就可以有助于学生处理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活动是生动的、行动的、 自动的、联动的全面综合的自我教育，是最广、最久、最深、最活泼、最自由、最实在的活教育。

（五）生活——儿童生命自由生长的源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在谈到学校教育时指出，儿童的人格被分裂成两个互不接触的世界——“在一个世界里，儿童像一个脱离现实的傀儡一样，从事学习；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他通过某种违背教育的活动来获得自我满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以归结为长期的封闭式的教育，使之成了“笼中之鸟”，严重地脱离现实生活。学生接触社会后发现社会中的“现实规范”与学校灌输的“理想规范”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会感到茫然若失，无所适从，产生心理上的错位和变态。用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毕业就是落后。那时，即使打开笼门，他们也没有胆量和能力展翅翱翔。

当然，我们丝毫不怀疑这一封闭式的教育背后所蕴含的善良愿望——尽可能使儿童在“净土”中免受不良影响。然而，在这一善良愿望指导下的教育实践无异于让儿童在床上练习游泳，一旦下水，结果可想而知。学校不应该也不可能把儿童与鲜活的社会生活隔离开来。事实上，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教育原本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在原始社会，教育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融为一体的，但这种原始教育是以非主体的形态附属于或隐含于生活世界之中的。制度化教育产生以后，特别是进入现代工业文明以来，教育越来越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孤立起来。飞速变化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强化教育的工具价值，教育也越来越成为封闭化的制度体系。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冲突、技术异化以及人与人的疏离，造成了教育在生活中的日益失落，大大削减了教育在生活中的地位，削弱了教育对生活的吸引力，使教育缺乏了对生活的魅力，加大了教育与生活的距离。现代教育要走出困境，就应回归生活，教育只有植根于生活世界，才能具有深厚的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生活的外延有多大，那么教育的外延就应有多大。生活世界是教育的根基，因为生活世界是蕴藏着丰富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它在形式上似乎表现为平凡、琐碎和世俗，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却泛化地存在于其中，人们在具体的生活中能够探寻和感悟到其中的乐趣、价值和意义。同时，生活世界能够帮助儿童确立生活信念，它是构成儿童的各种素材的主要来源。另外，人类的精神世界也不是凭空构建的，它需要有一定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是受教育者所处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为儿童的成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性知识。如果没有生活世界，儿童对生活、人生及世界的真切认识便无以形成。因此，教育应该把儿童引向现实的生活世界，引导儿童去积极构建个人完整的生活经验，追求生活的幸福完整，在幸福完整生活的构建过程中同时实现教育的目的。

当前有两本“教科书”同时在对学生产生着影响。第一本是学校教科书，其中不乏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如对学生要求过高，不分层次，与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脱节；第二本是“生活”这本教科书，由家庭影响和家长身教、社会交往、大众传播媒介等组合而成，反映了生活中各种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令人担忧的是，第一本教科书显然跟不上第二本教科书的急剧变化。教育要根植于火热的现实生活和儿童特殊的生活世界里，儿童既是学校教育的主体，也是其日常生活的主体，其特殊的生活世界是社会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基于上述考虑，我们认为，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应“生活化”，即让学校教育从政治化、抽象化、空洞化的说教王国里走出来，回归生活，关注、指导和引导儿童的现实生活，从衣食住行玩与学开始，教育帮助儿童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新生活，并以文明健康的方式享用新生活。儿童的生命自由生长所需要的最肥沃、最鲜活的土壤永远是生活。

“让儿童的生命自由生长”这一命题，它的提出并不表明可以涵盖全部基础教育的内容，但是，绝不能因此而认为这样的命题就没有意义。我们始终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因为它直接指向教育的本质，它促使我们以另一种眼光去关照教育对象和教育过程。教育总不能一直处于消极的“维持”状态，教育者也不能只是“消防员”和“救护员”。蒙田有句名言：“我们的教育仅仅不使人变坏那是不够的，应该使人变好。”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教育必须从落后观念的阴影中走出来，站在生命哲学的高度，去真正地把儿童当作是一个个独特的生命个体，去关照、宽容、锤炼他们，让儿童的生命得以“诗意地栖居”。为教育在迎接新的国际化时代和信息时代的挑战中作出实质性的努力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