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文化革命的结果是，美国变成了两个国家。我们之间的分歧是广泛、深刻和持久的。我们越来越不愿与持不同观点和价值观的人寻找共同点。相反，我们分裂成一个个同类小圈子。拥有数百个频道的有线电视，和拥有数以百万计网站的互联网，使我们能够营造自己的世界，在一天的工作完成后沉湎其中。也许我们中有人忘记了过去。但是，今天的种族、宗教、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分歧似乎比我们有些人成长的种族隔离城市都大。

当年，黑人和白人分开居住，他们上不同的学校和教堂，去不同的操场，进不同的餐馆、酒吧、剧院和冷饮店。但我们拥有同一个国家和文化。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说同样的语言，学同样的历史，崇拜同样的英雄，过同样的节假日，看同样的电影，追捧同样的球队，读同样的报纸，看同样三个频道上的同样的电视节目，伴着同样的音乐跳舞，吃同样的食物，在教堂进行同样的祈祷，在学校背诵同样的效忠誓言，在对与错、善与恶、上帝和国家等方面受的是同样的教育。我们那时是同一个民族。

那个美国消失了。很多人为此扼腕兴叹，也有很多人欢呼雀跃。然而我们不再是同一个民族。我们没有了共同的信仰、文化，对于国家是或应是什么样子也没有共识。奥巴马说：“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或犹太教国家或伊斯兰教国家。”这说了我们不是什么，却没有说我们是什么。他接着说：“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着共同理想和一套价值观的公民国家。”然而，我们在什么是婚姻这个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有哪一套价值观能够将我们绑在一起呢？

传统主义者需要了解我们是如何输的。在某些方面，我们无能为力。社会、道德和文化革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脑海里就是光明，其思想可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有人甚至追根溯源到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世界的分裂。

有人将这场革命的火种追溯到伊甸园的诱惑：“你们便如神一样”；也有人甚至更进一步追溯到“明亮之星”（Lucifer，对堕落之前的撒旦的称呼）对上帝的叛逆。正如约翰逊所言：“第一个辉格党党员（独立战争支持者）是魔鬼。”

不论其根源是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这场批判道德、拥护世俗主义和平等思想的革命，发生了质的飞跃，而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让美国校园的学生人数翻了一番。这场革命造成家庭和代际分裂，动摇了“新政”联盟，使尼克松得以组建号称反对这场革命的“新的多数”联盟。1972年，尼克松击败了这场60年代革命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治表达：麦戈文竞选总统活动。

实际上，麦戈文的副总统第一人选汤姆·伊格尔顿参议员对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坦言，麦戈文的竞选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支持“赦免、堕胎和吸毒”。

尽管这场革命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但它是特权阶层的反叛，而不是人民的起义。最终，它不得不由最高法院强加于人。最高法院将自己的价值观释为宪法、让美国去基督教化、将世俗主义提升为国家宗教，并将右派推上权力宝座。祈祷、《圣经》和《十诫》被逐出学校。耶稣诞生雕塑也被从公共广场清除。堕胎和同性恋被宣布为宪法权利。城市里的儿童们被下令乘坐校车，以达到法院所要求的理想的种族平衡状态。

即便现在都让人吃惊的是，我们的社会缺乏对这种“革命”的抵制。虽然也有过抗议，而且共和党在竞选中也抨击司法能动主义和沃伦法庭。然而，一旦当选，共和党人试图通过宪法修正案来推翻没有宪法依据的决定，结果徒劳无益。开国元勋们有先见之明，他们在宪法中放了一件武器，即授权国会限制联邦法院的司法权，然而这件武器都放得生锈了。根据《诺里斯-拉瓜迪亚法》（The Noris-LaGuardia Act），大萧条时期的国会剥夺了法院对劳动案件下达强制令的权力。威廉·詹纳和杰西·赫尔姆斯提议立法限制法院的权力，但没有获得通过。然而，近来，国会的表现就好像最高法院是政府最高机构，有最后决定权，选举产生的机构对其裁决无法上诉。

这场革命胜利了，因为美国人是热爱宪法的民族。既然法院说了，他们就接受。从尼克松到里根再到布什一世，共和党总统们谋求任命将让法院回归宪政的大法官。只是到了乔治·W.布什执政时，他们才开始获得成功。然而，到那时，这场革命成为了先例，而保守派尊重先例。

在源自我们信仰相互抵触的冲突中，保守派应该致力于重新赋予国会权力，对法院的权力加以限制。鉴于当前的平衡，即大法官中有四位立宪主义者（斯卡利亚、托马斯、罗伯茨和阿利托）和四位自由主义者（金斯伯格、布雷耶、索托马约尔和卡根），共和党应该阻止奥巴马提名的任何自由主义者当大法官，即使那会让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空缺保持到下届总统。

国会还应该给涉及社会政策的每项法律附加条件，比如《婚姻保护法案》，规定这项法律不受司法复审。开国元勋们绝对无意让法官们像现在这样作裁决。(www.daowen.com)

杰斐逊宣布“关于制止外国人反美及制止煽动叛乱行为的四部法律”（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无效。杰克逊谈到首席大法官时说，“约翰·马歇尔作出了裁决；现在就让他执行吧。”民主党的开国元勋们绝对不会接受司法至高无上原则。共和党的元老亚伯拉罕·林肯也不会，他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宣布：

在涉及全民的重大问题上，如果政府的政策由最高法院的裁决一锤定音，不可改变……那么人民就不再是自己的统治者，这实际上把自己的政府交到那个高高在上的法院手里。

鉴于种族歧视仍然是引起分裂、导致我们国家两极分化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国会应该将沃德·康纳利的“平权计划”（Civil Rights Initiative）变成法律，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个倡议已经获得了除一个州之外所有各州选民们的支持，已经列为表决事项：“本州在公共就业、公共教育或公共合同方面不会基于种族、性别、肤色、民族或原国籍对任何个人或团体优惠或歧视。”这句话写入宪法或联邦法律，将导致反向歧视的邪恶帝国覆灭，同时符合《1964年公民权利法》的条文和精神。美国人之所以支持那项法律，是因为它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而且它说的是（美国前副总统、民权倡导者）休伯特·汉弗莱的话。

由于法官无视成文宪法，而宣布他们的意见就是法律——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将同性婚姻强加给该州，州长们需要藐视法院的判决来开始挑战法院篡权。如果州长罗姆尼告诉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他也发誓要捍卫本州宪法，而且州宪法中根本没有授权同性婚姻，如果他拒绝签发同性结婚证，那么他在2008年就会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正如马丁·路德·金《伯明翰监狱来信》中写道：“一个人有道义责任不服从不公正的法律，”因为圣奥古斯丁说过，“不公正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

如何确定法律公正还是不公正呢？公正的法律是人类制定的符合道德法则或上帝律法的法规。不公正的法律是不符合道德法则的法规。用托马斯·阿奎那的话说：不公正的法律是不以永恒法和自然法为根本的人类法规。

在福伯斯任阿肯色州州长和华莱士任阿拉巴马州州长时，各州的权利是南部抵制取消种族隔离的代名词。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十年。但现在不是这样了。像弗吉尼亚州肯·库奇纳利这样的州司法部长已经进入联邦法院，来挑战奥巴马医疗改革计划的授权。州议员正在讨论违抗执行凌驾于州法之上的枪支法的联邦火器管理局。称赞杰斐逊和麦迪逊在“关于制止外国人反美及制止煽动叛乱行为的四部法律”时期的思想的图书即将出版，当时他们撰文对凌驾于宪法规定的联邦权威之上的国家法律提出异议并建议废除。在爱荷华州，选民们开除了州最高法院三名变节法官。一场反革命正在酝酿中，时代可能呼唤更激进的保守主义。

华盛顿和亚当斯在1770年是保守派，到了1775年成了叛民，而当他们成为总统领导国家时，又变回保守派。18世纪70年代，汉密尔顿是个十几岁的煽动叛乱者，而在18世纪90年代初，他是一个保守的财政部长。杰斐逊和麦迪逊年轻时是自由贸易主义者，而英国开始倾销商品以扼杀在1812年战争中产生的新生行业时，他们成为了经济国家主义者。

美国人民天生保守、崇尚宪法、尊重最高法院和法治，这些都被厄尔·沃伦、威廉·O.道格拉斯、威廉·J.布伦南和哈里·布莱克曼等司法激进派所利用发动了一场革命，这是早期美国人所憎恶的。当法官变成独裁者，公民就成了叛民。

美国正进入多事之秋。文化和信条的冲突在加剧，而两党被认为辜负了这个国家。共和党在2006年和2008年遭到否定，民主党在2010年被否定。我们面临的危机——文化战争、种族分裂、创纪录的赤字、无法偿还的债务、从来没有被同化的合法和非法的移民、首都的政治僵局、以及可能战败——对我们这个民主国家来说可能多得难以应付。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起来，这些定会让我们不堪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