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的知识、文化和政治精英们正在进行历史上最为大胆和雄心勃勃的实验。他们试图将一个西方基督教共和国变成一个包容地球上所有部族、种族、信仰和文化的平等的民主国家。他们废黜了我们的上帝，将我们幼时即有的信仰从公共生活中肃清，并否定过去世世代代力求遵循的犹太教与基督教共同的道德准则。

他们宣称，男人和女人基本相同；所有自愿发生的性关系在道德上是平等的；传统的家庭只不过是一种社会选择；男人可以娶男人，女人可以跟女人结婚；种族是热衷于压迫别人的持偏见者发明的社会建构；所有人都有在地球上最有竞争力的社会中获得成功的智力和能力。所有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都是平等的，而且都将受到同样尊重。这些精英们要竭力确保在世贸大楼废墟附近建清真寺，其要求之强烈正如他们要确保“耶稣诞生”的场景不出现在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上。如果社会上存在报酬不平等的现象，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反动派的残余，是社会不公的结果，而匡正不公、倡导平等是我们现代国家的道义责任。拒绝这些真理不是愚昧无知就是心胸狭隘。

我们的世俗精英们相信这场革命，而人民却从不相信。美国中产阶级也不喜欢。因此，必须由法官、官员、教授和控制着我们文化内容的人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美国一部分人认为，我们正迈向一个美好的新时代。沉默的大多数认为，国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因为，正如《穿裤子的类人猿》（Trousered Apes）一书的作者威廉姆斯（Williams）教授在这个伟大实验开始时所写：

为将（平等）确立为社会的基础，人们进行了各种实际的尝试（比如在苏联和中国）。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或注定要失败，因为依据与现实背道而驰的理论，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严峻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人的天赋是不平等。有人天生比别人智力高，更富同情心，获得成功的能力更大。

威廉姆斯写道，这种对平等的“执着以及其倡导者所遭受的挫折……构成了严重的心理和政治问题。”这是他们所谓的客气说法。

这个实验会失败，而且会不断失败下去。因为它所依据的“理论与现实背道而驰”，其思想信条与自然规律水火不容。就像马克思主义者要创造新人和新社会一样，我们的当局正尝试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Y.加塞特写道：“创造概念，就是抛弃现实。”我们的精英们创造了一个理想国——历来最平等、最多元、最民主和最自由的国家——的概念。而且他们动用了政府和法律的巨大力量来迫使美国符合这一概念。他们将失败，而且这个伟大而美好的国家将死于他们的实验。

罗伯特·肯尼迪在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竞选中说：“有人看到事情的现状，问为什么。我憧憬从未有过的事情，说为什么不能。”不过，有一个原因决定了为什么事情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有些梦想永远不会实现：人类的本性是不可改变，这是所有空想家无法征服的永恒敌人。(www.daowen.com)

1776年，理想主义者托马斯·潘恩说：“我们有能力让世界从头再来。”在1789年满怀让世界从头再来的希望而掀起的法国大革命中，潘恩差点被送上断头台。

1991年，作家克拉斯·赖恩将改造美国和世界的救世主冲动称为“新雅各宾主义”，因为这种冲动让人想起了崇拜卢梭的知识分子们发动的法国大革命，他们不惜以血流成河为代价，试图迫使法国和欧洲来实现他们的理想。

就像刘易斯·卡罗尔笔下的白皇后所言，共和党人也真的“在早餐前”相信“六件不可能的事”会发生。他们宣称，“赤字没有关系”；通过自由贸易，美国会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通过自由贸易，我们有能力让全人类民主化和“结束世界上的暴政”。

鉴于美国这个大熔炉将欧洲移民数以百万计的子孙后代变成了美国人，共和党主张，我们可以接纳来自所有国家和文化的更多人，建设一个比1960年的美国更强大、更美好、更幸福、更团结的国家。但是，在历史上，这种多元化除了带来嘈杂和混乱，还带来了什么？

无论从种族、文化、族群还是政治上，美国都在走向分裂。赤字连续第三年创和平时期最高纪录，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0%。贸易逆差正恢复到2007—2008年的最高点。我们国民生活的需要和因此需要的贷款、对外国的依赖从没有现在这么大。我们深陷两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如果美国不想像其他伟大国家和帝国一样最终走进历史的垃圾堆，我们就需要抛弃自己的幻想，认清世界现实。

在20世纪的领导人中，邓小平被认为是一个智者。邓小平没有否定马克思或毛泽东，而是把世界革命放在一边，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获得冷战胜利的务实美国人正在皈依一种乌托邦意识形态。我们正试图创建一个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国家，一个包容地球上所有种族、部落、文化和信条的国家，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在追求我们理想中的完美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正在扼杀自己继承的国家——地球上最美好、最伟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