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斯累利奉行的“种族决定论”与丘吉尔所说的“大不列颠民族”的意思是一致的。大不列颠民族，独立于其他所有民族，边界，语言，文化，历史和血统等将之团结在一起。迪斯累利把属于英国一部分的爱尔兰，视为属于另一民族的地区。“这一种族生性狂野、冲动鲁莽、好逸恶劳、喜怒无常以及信奉迷信，与英国人的个性毫不相干。他们对理想中的人类幸福的理解（译者注：宗教信仰）反复不定，要么是为排除异己而进行的厮杀，要么是对宗教表现出的盲目崇拜。他们的历史印证了他们在重偏狭与重血统间取舍，这一循环从未打破。”惠灵顿公爵的看法与此类同。当他听说有人说他出生在都柏林时，这位铁腕公爵反驳说：“马厩里出生不一定都是马。”惠灵顿公爵和迪斯累利同时代的托马斯·卡莱尔认为爱尔兰是“一群人类中的猪”。

即便是爱尔兰人与英国人和苏格兰人并肩作战时，他们都觉得格格不入。叶芝在《一个爱尔兰飞行员的预知死亡》中，是这样写的：

我知道我将要遭逢厄运，

在头顶上的云间的某处；

我对所抗击者并不仇恨，

我对所保卫者也不爱慕；

我的故乡是在基尔塔坦，

那里的穷人是我的同胞，

结局既不会使他们损减，

也不会使他们过得更好。

英格兰的目标不是爱尔兰的目标。英格兰的敌人不是爱尔兰的敌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棘手的事情又发生了。人们对“1916年的复活节叛乱”记忆犹新。当时，即索姆河会战发生的同一年，2000名反叛分子占据了位于都柏林的邮政总局大楼，进而引发了一场叛乱。尽管有件事情因处理不得当惹得领导者一开始就饱受嘲讽与鄙夷，但英国人狠下了心，逮捕了数千名反叛分子，远超参加起义的人数，而且还处死了其中15名领导者。英国人这一做法使得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破裂。对此叶芝在《1916年复活节》写道：

我用诗把它们写出来——(www.daowen.com)

麦克多纳和康诺利，

皮尔斯和麦克布莱，

现在和将来，无论在哪里

只要有绿色在表层，

是变了，彻底地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在战争时期犯了叛国罪的冒失鬼，而是在为爱尔兰独立而战中牺牲的烈士。1918年，在击退了鲁登道夫的进攻之后，由于需要军力支援，劳合·乔治打算征召爱尔兰人入伍。至此，约翰·雷德蒙领导的爱尔兰议会党垮台，他的一个儿子在这场战争中丧生了。现在执政的党派是辛芬党。

1919年，一场游击战拉开了序幕，战争的导火索是几名警员和与英国政府有着往来的爱尔兰人被杀害。英国政府把爱尔兰王室警吏团的退伍军人以及黑人士兵派去了西线。从1919年到1921年，双方各有数百人丧生，之后叛军指挥官迈克尔·柯林斯前往伦敦与丘吉尔和平谈判。爱尔兰自由邦成立了，但北部阿尔斯特地区的六个县仍隶属于英国。柯林斯签订的这个协议点燃了内战的火焰，最终仅仅因为他被暗杀，这场内战才得以结束。

没有更好的例子能证明民族国家主义具有的强大力量了。自罗马以来的最大帝国——英国，在它胜利的时候，在它得到无比权力和荣耀的的时候，其子民享有人的一切权利：议会代表。然而，爱尔兰人希望的是他们的自由，即便爱尔兰的人口只有几百万，土地贫瘠，他们也更愿意为爱尔兰王国的独立战死沙场，更愿意以独立国的身份与世界各国站在一起。是什么原因使爱尔兰人更愿意脱离英国而独立呢？

由于民族国家主义的作祟，虽然他们跟英国人生活一起有几个世纪了，爱尔兰看待自己就像英国人看待他们一样：格格不入。他们是信奉罗马教会的凯尔特人，而不是信仰英格兰教会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的语言是盖尔语，而不是英语。他们对历史沉思，不是对英国或英帝国的沉思，而是对英国人从爱尔兰德罗赫达和威克斯福德到《刑法》和“马铃薯饥荒”再“复活节动乱大屠杀”这一百年之久的罪恶的沉思。即便在他们独立战争胜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英国人的仇恨变成了爱尔兰人天性，这一仇恨已经成为了他们种族的特征。

1939年，英国向德国法西斯宣战时，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南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联合起来，也宣布参与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爱尔兰选择宣布中立，安全度过二战。英国人的战争不是爱尔兰人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