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特南的研究结果引起了共鸣。2008年，当奥巴马在费城发表了关于种族的讲话之后，《纽约时报》的主笔爱德华多·波特（Eduardo Porter）回顾了一系列支持普特南观点的经济学家和学者们的研究，并补充了自己的结论：“种族和民族多样性会降低人们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公共投资支持。”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尔贝托·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和爱德华·格雷瑟（Edward Glaeser）对欧洲和美国的在社会支出方面的差距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尽管“美国的种族和民族更为多样化”，但欧洲的社会支出远高于美国。在欧洲，人们相信他们花在市政工程上的钱会令自己人受益。而在美国，情况则恰恰相反。

那么，为什么在慈善方面，美国人的投入比欧洲人的还要多呢？因为做慈善时，你可以确定你的捐款将被用于你希望帮助的那些人身上。哈佛经济学家鲁特莫（Erzo F.P.Luttmer）发现，当捐款受益者同纳税者属于相同种族时，相应的福利支持往往会增加。

圣母大学的经济学家丹尼尔·亨格曼（Daniel Hungerman）进行了一项关于慈善的研究，结果发现“伴随着黑人公民在本地社区的出现和增多，原来的白人聚居地会在慈善方面变得不如从前那般慷慨解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阿莱西那（Alesina）和雷扎·巴基尔（Reza Baqir）及纽约大学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则发现，花费在道路交通、污水排放、教育及垃圾处理方面的市政支出在富于种族多样性的城市相对较少。2003年，加州大学的朱利安·贝茨（Julian Betts）和罗伯特·费尔利（Robert Fairlie）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公立中学中，每新增4名移民学生时，就会有1名本地学生转入私立中学。”

精英们只是在嘴巴上热爱多样性罢了。在现实中，似乎没有人真的喜欢。普特南的发现得到了刑事犯罪学家杰罗姆·斯科尔尼克（Jerome Skolnick）和大卫·贝莱（David Bailey）的赞同：“只有在警察和被服务的市民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利益关系时，警察与社会的互利关系才可能存在。而在人口构成复杂的城区，民族多样性日益复杂化，要实现这种互利关系难度非常大。”还记得当年在洛杉矶审理的辛普森杀妻案中，对于“种族主义警察”的指控和辛普森被判无罪开释吗？还记得新泽西州州警所面临的“种族定性”的指控吗？还记得在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的愚人村中，警察开枪射杀无辜移民阿马杜·迪亚洛（Amadou Diallo）后引起的骚动吗？当你目睹了这一幕幕之后，就能体会其中的艰难了。

“在打破从前同族社会的基础上，建立富于民族多样性的社会，”政治科学家加里·弗里曼（Gary Freeman）写道，“移民加剧了政治和社会分歧。”弗里曼想说，艾森豪威尔—肯尼迪时代的美国已经被那些从未投过票的大规模移民在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分裂成为若干对立的地区了。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在《美国的分裂》（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一书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一个种族对于另一个种族的敌意是人类最为本能的反应。大规模移民从一开始就导致了大规模对立。”

普特南的结论预示着一场悲剧的来临：在一个存在着种族和民族多样性的社会中，将会产生社会分裂的风险。然而，在未来40年中，美国将会增加1.3亿的移民和移民后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来自于第三世界国家。每个美国城市都会变得如同今天的洛杉矶一样。而普特南则将洛杉矶视为一个多种族、多民族、多语言熔炉的范本，在这里，人们之间的怀疑感和不信任感比他所研究过的任何城市都要高。瑞奇维恩补充道：(www.daowen.com)

普特南认为最富信任感的地方包括：新罕布什尔州、蒙大拿州、西弗吉尼亚州西部地区、田纳西州东部地区以及俾斯麦群岛、菲蒙市及密歇根城等。而最缺乏信任感的城市则包括洛杉矶、旧金山和休斯敦。相比之下，前者往往是纯白人聚居地，而后者则为多样性程度较高的地方。

尽管早在多年前，普特南就已经得出了民族多样性会导致社会紧张、加剧社会分裂的结论，但是美国领导人似乎并不把破坏国家团结的风险放在心上。

瑞奇维恩提到，多样性已经被正式宣布为国家的奋斗目标，“这着实令人感到惊诧”：

实现多样性，尤其是民族多样性，是所有大公司、大学和政府部门的一个明确目标。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多样性是一项“重大的国家利益”，并高于禁止依据种族进行学校招生的法律规定。政治家们更是动辄就把“多样性就是我们的力量”挂在嘴边。

这不禁令人拍手叫绝。那些在海滩和滑雪胜地度假、将自己的孩子送去白人学校读书的精英们，居然赞美种族多样性。50年来的白人迁移和社会常识告诉我们，可以确认我们的国家是完蛋了。大家亲眼看到了，意识形态的洗脑能力是多么的强大。上帝要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