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年龄层、各种条件以及各行各业的美国人们总是在不断形成着各种联系，”法国历史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感叹道：

他们之间不仅存在商业和生产联系，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各种联系。如果你看见法国政府或英国贵族正在开创一个新的事业，那么你一定可以在美国也找到某种关联。

为实现共同目标而与他人进行关联与合作成为了美国人的一种品质，这说明了什么呢？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美国没有贵族，没有出现世代相传的拥有特权的人，它值得全体人民去投靠。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缺乏贵族的原因在于“身份平等”。

在民主国家中，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也是脆弱的；他们很难靠一己之力成事，任何人都没有向自己的同胞提供帮助的义务。因此，如果他们学不会去主动彼此帮助，那么他们都将变得十分无力。

在美国，存在着这种大家为了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的趋势，《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一书的作者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将这种趋势形容为构成“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元素。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杰森·瑞奇维恩曾经在哈佛大学听过普特南的课，据他透露，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互惠互利和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和关联规范”。

“社会资本居然变成了最有价值的特殊商品，”瑞奇维恩写道。“用朋友和社会关系搭建出复杂的关系网，给予言而有信的人们以信任，维持社会规范和特例，这些都可以通过促进合作的方式，推动商业的车轮快速前进。”

瑞奇维恩还补充道，当一个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十分丰富时，

人们倾向于拥有更多的朋友，更加关心他们的社区，并参与到更多的公共事业中。在社会资本更充沛的地方，普特南说道，“孩子们会成长得更健康、安全，受到更良好的教育；人们的寿命会更长，生活会更幸福；民主和经济也都会运转得更好。”

随着社会资本的逐步消耗，我们将慢慢进入令人憎恶的“霍布斯世界”，每个人都自私自利，最终魔鬼会在人们的内心爆发。(www.daowen.com)

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普特南领悟到了，社会资本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逐渐枯竭——美国人中出现的彼此隔离的情况愈演愈烈，人们变得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孤立无援，彼此之间越来越不信任。社会资本正在枯竭，普特南这样总结道，有大量学者正在研究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普特南花了5年的时间，进行了一项名为“合众为一：21世纪的多样性和社会”的研究。他的成果打破了“多样性就是我们的力量”这种陈词滥调。

在对3万名受访者进行了采访之后，普特南总结道，民族和种族多样性摧毁了整个社会。在富于多样性的社会中，人们不仅不会信任陌生人，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人。他们会只关注自己的事情，而更少地关心社会活动，甚至连竞选投票时也不是那么积极。“在民族多样化的社会中生活，”普特南说道，“人们会‘蜷缩’起来，也就是像乌龟那样缩着头。”

2006年10月，《金融时报》报道了普特南关于多样性会对社会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的研究结果。

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普特南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科学家，他的研究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民族多样性腐蚀社会的悲凉画卷。研究结果表明，一个社会的民族多样性越丰富，人们相互信任的可能性就越低——不论是身边的邻居还是市长。

“普特南教授，”《金融时报》写道，“发现信任感最差的城市是洛杉矶这个‘人类历史上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方’。”在富于民族多样性的城市和小镇，人们倾向于：

对亲密的朋友也会有所保留，对于所处的社会及领导者抱有最坏的想象，不积极参与志愿活动，为慈善事业和社区工程捐款或出力时不够积极，登记投票不积极，积极煽动社会改革却不相信改革能够真的见效，或是一家人愁眉苦脸地一起看电视。

“普特南还加了一个令人崩溃的注释，”专栏作家约翰·里奥写道。他的发现“有可能低估了多样性对人们的社交退缩产生的实际影响。”

2011年，《旅游与休闲》杂志确认了普特南的研究结果。该杂志在年度读者调查中指出，纽约已经超越了南加州那阳光明媚和慵懒的首府洛杉矶，成为了美国“最无礼”的城市。尽管洛杉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但每一支曾经出现在这里的国家美式橄榄球大联盟（NFL）橄榄球队最终都因为缺少公共支持而不得不离开。洛杉矶公羊队迁到了阿纳海姆，然后又迁到了圣路易斯。洛杉矶闪电队迁到了圣地亚哥。而从奥克兰搬来的洛杉矶突袭者队，最终也打道回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