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由哈佛大学的犹太人毕业生罗恩·昂兹（Ron Unz）撰写的文章，描述了目前在美国顶尖院校中存在的对于种族和信仰不够重视的现实。昂兹写道，在哈佛大学，拉丁裔学生和黑人学生的招生比例分别达到了7%和8%，略低于这两种民族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即10%和12%。而这一差距恰恰变成了黑人学生和拉丁裔学生抗议的理由，他们要求获得与人口比例相符的招生比例。

此外，昂兹还发现，在哈佛大学中有将近20%的学生为亚裔，25%到30%的学生为犹太人。与此同时，亚裔人口仅占美国总人口的3%，犹太人仅占总人口的2.5%。昂兹本人就是犹太人，他研究了留学生、运动员以及校友和院系教员们的子弟，结果发现，尽管当时美国人口中有70%是信仰基督教的白人，但这部分学生在哈佛大学招生中的比例已下滑至25%。

昂兹写道，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其他常春藤名校中，也存在着类似情况。鉴于在总统选举中，绝大多数的拉丁裔、亚裔、黑人及犹太人都会支持民主党，你的脑海中可能会闪现出这样一幅画面，通过骗取白人基督徒手中的飞向上层社会的头等舱机票，同时将他们变为哈佛大学中的少数民族，常春藤名校的精英们体现了自己的社会良知。

这不是小事，因为常春藤联盟本身就是美国领导人的摇篮。米歇尔和巴拉克·奥巴马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他们曾经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法学院，进而加入了《哈佛法律评论》，他们是平权运动的受益者，就像索尼娅·索托马约尔曾先后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法学院一样。

1990年，在奥巴马担任《哈佛法律评论》社长期间，他本人就曾经默认了这一点，他在为平权运动政策进行辩护时写道：

在我的学生生涯中，毫无疑问地从平权运动中得到了好处，在去年加入《法律评论》的过程中，我恐怕也受到了《法律评论》的平权运动政策的照顾，但是我个人并未因此感到有任何不妥。

这些常春藤联盟学校“充当了去往法律、医药、金融和科技等领域的精英生涯的跳板，”昂兹写道，并且“在这些美国社会的制高点中，有许多领域都貌似呈现出了相同的人口构成特征。”事实也的确如此。常春藤联盟为他们的教员子弟、校友和他们钟爱的少数民族学生留出了很多名额，倘若费城的砖瓦匠联盟或阿拉巴马的警察厅也为他们自己的孩子留出相同数量的职位，恐怕会被司法部门拧断脖子吧。然而，在中西部地区被禁止的事情，在哈佛和耶鲁却是被许可的，甚至是被称赞的。

美国的中产阶级究竟该何去何从？

从海军学院到常春藤联盟，白人工作者和中产阶级为美国历史上的罪孽付出了超额代价。倘若所有的顶尖学校和研究生院的招生政策都人为地去规定：必须有半数新生是亚裔学生和犹太学生或已毕业校友的子弟，而另外四分之一的新生为平权运动的受益者，与此同时白人基督徒总是被一再忽视，那么毫无疑问，谁将领导国家的未来、而谁又将被限制在校车的后部座位就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了。

针对昂兹的分析，全美意大利裔基金会的会长肯尼斯·西昂格里（A.Kenneth Ciongoli）写道：

欧裔天主教徒，也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为平权运动作出了牺牲，而体制内的施暴者却在伪善地对中产阶级进行保护。意大利裔美国人占总人口的8%，而他们在常春藤联盟的学生中占比仅为3%，在老师中则更是不足1%。

比起拉丁裔和美国黑人，意大利裔美国人在哈佛更加被无视。

对于在天主教的教化下成长的人而言，你会明白常春藤联盟是一个多么江湖险恶的生存地带。常春藤联盟的招生人员几乎从来没有去过任何一所天主教中学，去向那里的优秀男学生们提供奖学金。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托马斯·斯潘沙德（Thomas Espenshade）和亚历山大·雷德福德（Alexandria Radford）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再次确认了在美国的顶尖大学中，确实存在着对于保守的白人基督徒的严重歧视。(www.daowen.com)

亚历山大·雷德福德的“研究对象为美国最具竞争力的8所私立高校和大学（大学新生的SAT入学分数线为1360分）”，普林斯顿大学的拉塞尔·K.涅利（Russell K.Nieli）对该项研究的结果进行了总结。当这些一流学府的招生负责人谈到学生的民族多样性问题时，涅利写道，他们认为学校的黑人学生应该占总学生人数的5%～7%，而拉丁裔学生的人数也应与黑人学生不相上下。为了达到这些目标，白人和亚裔学生遭到了非人的歧视对待。用涅利的话讲就是，“要争取同样的录取机会，黑人学生只需要SAT总分达到1100分的分数线即可，可是，相同背景特征的拉丁裔学生的SAT分数线为1230，白人学生的分数线为1410，而亚裔学生的分数线则为1550。”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民权运动的实质吗？让父母来自中国台湾、韩国或越南的男孩和女孩们在SAT考试中争取完美的1600高分，与只考1150分的尼日利亚裔或海地裔学生们竞争平等的录取名额吗？想当年，面对招生过程中的歧视政策，波兰裔学生处于劣势，波多黎各裔学生处于优势时，究竟是如何在历史上和道德上站住脚的？

在顶级学府中，还普遍存在另一种偏执行为，那就是白人新教徒学生优势地位的逆转。当面对考试成绩相同的黑人考生时，相对于富裕家庭的孩子们而言，常春藤联盟的招生者们对于工薪阶级的孩子们更加情有独钟，而在白人孩子身上，事实却恰恰相反。穷人家的白人小孩即便和富人家庭的小孩考得一样高，也同样没有机会；此外，他们貌似是各类学生中最不受欢迎的那一群。

尽管报考的考生可以根据其课外活动情况获得加分，尤其是曾经担任过的校内职务和曾获得的荣誉称号，但如果你曾经在美国未来农场主协会（FFA）、四健会（4-H Club）或初级后备役军官训练军团中担任过重要职务，请你千万别写进简历，否则肯定会被刷掉的。涅利写道，“在招生时，参加过此活动的学生中，有60%至65%的人惨遭淘汰，”他补充道，对于美国顶尖高校招生负责人们而言，“贫穷的白人学生别想上名校”看起来就是一条潜规则。

在美国最有名望的大学中，学生的多样性歧视就是私人偏见的代名词。因为这些学校在招生时根本没兴趣考虑下面这些人：

在圣经地带出生的重生的基督徒、来自阿巴拉契亚或其他乡村或小地方的学生、曾经在美国军队服役的人、在农场或牧场长大的人、摩门教徒、五旬节派犹太人，耶和华见证人、中下层天主教徒、工薪阶层家庭的白人、社会及政治保守派、坐轮椅的人、已婚人士、已婚已育人士或生了孩子后重返校园的大龄人士。

正如涅利写道的，“上述类型的学生在最有竞争力的大学中极为罕见，尤其是在常春藤联盟的各所大学中。”此外，事实证明，下层白人在各方面都是不折不扣的输家。在顶尖学府，他们几乎被完全拒之门外。而对于具有相同考分的下层亚裔、拉丁裔及黑人学生而言，其录取率则比前者要高出7到10倍。

2010年，在一些标榜自身先进性的机构中出现了针对白人基督徒的公然歧视。面对这一切，曾经表示将为遭受这种歧视冲击的美国中产阶级出头的共和党却选择了沉默，真是丢脸到了极点。在一篇名为《多样性和白人特权的传说》的文章中，议员詹姆斯·韦伯描写了南方和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人们所遭遇的困境，他的苏格兰祖先就是从这一地区走出来的，他呼吁不要再歧视这里的人们了：

保护人们不受歧视的法律应该适用于全体公民，包括那些白人公民。我们的政府应该着手开始为全体人民创造机会，而不是忙于挑选赢家。只要政府能确保，像“种族”这种人为制造的区别标签将不能再决定事情的成败，就一定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通过政府从税收中的拨款和学生贷款，美国最具竞争力的各所公立及私立院校和大学均从中受益。而今后，这些拨款应该流向哈佛、耶鲁及其他那些结束了1957年在小石城中心高中所发生的种族隔离行径的大学。

对于过去曾经对有色人种学生实施的歧视政策，哈佛大学的忏悔表现在了方方面面。10年前，自从哈佛大学发现悬挂在图书馆、食堂和学生宿舍里的750幅油画中，仅有两幅不是出自白人学生之手后，校方开始在校园各处疯狂地悬挂黑人、亚裔、拉丁裔及其他各类少数民族学生的画作，从而营造出“彩虹联盟”的效果，也成为了学术标志。

然而，我不禁再问一次，这种空前的种族、民族、信仰和文化多样性究竟会给美国带来何种影响呢？是否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让人们更加互敬互爱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