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拥有了数千万移民，他们的后代在外面说英语，回到家就说自己的母语；美国的电台和电视台中，拉丁语节目在快速发展；是不是这样一来，美国人民就成为更强大的民族了呢？如果我们要求这些新公民讲英语，要求他们的子女在用英语教学的公立学校读书，是否会令我们的形象变得渺小？

除了美国，还有哪个民族真心认为多样性是最强大的力量呢？比起当年维多利亚和丘吉尔时期的“希望与荣耀的岁月”，今天的英国拥有更为丰富的民族多样性。既然伦敦变成了伦敦斯坦，既然毛拉出面为穆斯林人体炸弹进行辩护，既然每年都爆发各种种族骚乱，是不是英国就变得比以前要更强大、更美好了呢？如果多样性当真是一种力量，为什么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希望跟随爱尔兰人的脚步，追求分离与独立？

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种族多样性是否就是力量的源泉？土耳其人的到来丰富了德国的种族多样性，可德国是否因此而变得更强大了呢？居住在巴黎市郊的穆斯林人数高达500万到800万人，法国是否因此而变得更强大了呢？

以色列人是愿意建立一个多种族社会，还是愿意将自己的家园只保留给犹太人定居？他们是否欢迎曾经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再次回归？黎巴嫩有着丰富的宗教派别和人种——基督徒和穆斯林，逊尼派和什叶派，阿拉伯人和德鲁兹派——这是否是一种福分？又或者如此这般的多样性其实预示着黎巴嫩的解体？

如果多样性是一种力量，诸如韩国、日本这样的只有单一民族的国家又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如果民族多样性是一种福分，为什么墨西哥要对进入其境内的危地马拉人进行严厉的威胁呢？难道是墨西哥人昏了头，不懂得欣赏民族多样性的美丽和好处吗？还是其实真正昏头的是我们自己：敞开自己的国门，去欢迎全世界光临？

非洲也不乏民族多样性：肯尼亚有基库尤人、卢奥人和马塞族人；津巴布韦有马绍那人和马塔贝列人；南非有祖鲁人、科萨人和班图人；卢旺达和布隆迪有胡图族和图西族；尼日利亚有约鲁巴人和伊博人。这些国家又是否因此而得福呢？又或者，多样性是否是数百万人遭到屠杀的根本原因？倘若这些国家的疆界全部依照部落的分布格局而划分，上述各族人民难道不会过得更幸福吗？

“在仔细回顾了各家机构在40年中进行的多样性研究（包括种族和民族）后，”斯科利写道，“心理学家卡瑟琳·威廉姆斯和查尔斯·奥莱利的总结是：‘大部分经验证据表明，多样性更有可能阻碍群体功能’。”

此外，其他问题也会应运而生。

凯西将军曾声称“美国军队的实力源于我们的多样性”，其背后的经验证据又在哪儿呢？“想当年，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将军率领的北弗吉尼亚军队与联邦军波托马克军团坚持打了4年抗战；二战期间，美国军队在诺曼底成功登陆，而今天，富有多样性的美军真的比当年要更强大吗？究竟哪里变强大了？有什么证据表明，当一个国家的军队和军官们由包括白人、黑人、亚裔、拉丁裔、男人、女人、异性恋、同性恋等各种人群共同组成时，其实力就一定会得到增强呢？

没人会觉得由于其中包含了各个人种和民族，一支外科手术团队、曲棍球队或辩论队就会变得更加优秀。我们一般会通过其具体表现去对每支团队进行评价。凯西将军的话，似乎是指美国军队的力量之所以变强，是因为白人男性士兵在军队所占的比例下降了。难道真的有人会相信这种鬼话么？

密歇根大学出于增加种族多样性的目的，而对白人学生进行歧视对待，为了支持该大学的行为，在一份法庭之友陈述中，包括通用汽车在内的多家财富500强企业发表声明称，“在企业界，高级管理层中的人种和民族多样性对于国家经济前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鉴于通用汽车已经申请破产保护，再拿它说事恐怕会有落井下石之嫌。但是，当年是白人男性高管让它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倘若白人高管的人数减少了，通用汽车究竟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更强的公司呢？如果“在企业界中，高级管理层的多样性对于我国的经济前景至关重要”，那么在多样性时代到来之前，美国又是如何变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业和经济大国的呢？

今天，在政府、企业、学校和媒体中，存在着成千上万、不胜枚举的官僚们，为了确保官场、企业和学生团体中的多样性，他们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每年处理着数以万计的关于种族、民族及性别歧视的投诉。在具体落实与合规检查方面的花费更是高达数十亿美元。8年前，据福布斯统计，为应对劳动力多样化而展开的培训费用高达100亿美元。在各类关于多样性的官司中，从公司流向律师及愤愤不平的职员们的金钱不计其数。2010年12月，国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针对20年前的种族歧视指控，美国农业部将向75000名黑人农民和从前务农的黑人进行赔偿，赔偿标准为平均每人5万美元。

2011年5月，农业部自愿向墨西哥裔美国人及女性农民支付了13亿美元的赔款，以弥补他们在过去30年中受到的歧视对待，同时还提供了高达1.6亿美元的贷款宽限。墨西哥裔农民的律师们对此进行了抗议，原因是比起黑人农民获得的赔偿金额，每位墨西哥裔农民获得5万美元的赔偿标准相对较低，因为黑人农民中有些人的赔偿金额高达25万美元。此外，针对未通过审批的农业部贷款，墨西哥裔农民还必须提供相关申请材料，而黑人农民则无需办理该项手续。(www.daowen.com)

为了尽快处理此事，农业部民权办公室助理副部长弗雷德里克·普费弗与佛罗里达州的农民代表进行了会谈。可惜，据美联社报道，“这些佛罗里达州的农民并未提出有关种族歧视的指控”。寻找相关受害者的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才行。

“每一家大型企业或机构都必须配备一名少数民族副总——或者，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配备一名首席‘多样性’总监，”约翰·德比希尔写道。“在华盛顿州立大学，首席多样性总监的预算为每年300万美元，并配有25名专职工作人员。”

所有这些官僚主义都让我们的自由蒙受损失。美国是否因此而成为了一个更强大更好的国家呢？并没有，备受爱戴的人力资源学者托马斯·A.寇肯回答道。在对多样性在商业领域产生的影响进行了5年的专门研究后，他总结道，“多样性如同建设在沙地上的产业。将多样性与商业混为一谈简直就是一种无知、过犹不及。”

针对多样性而开展的培训本身就有可能降低企业的效率，就职于Openmarket.org网站的汉斯·巴德尔这样写道，因为这种培训经常“会引起职场冲突和诉讼，它会促使员工们就有争议的种族和性别事件展开讨论，在唇枪舌剑中产生一些尖酸刻薄的评价，进而被误读或理解成为种族或性别歧视。”如果你亲眼目睹过关于种族争议事件的辩论，比如杜克大学曲棍球队员被控强奸一名黑人女性的案件，你就会明白辩论是如何迅速发展至白热化的。

就连奥巴马总统也不能令“多样派”感到满意。尽管总统的新闻处已经进行过整合，却依然难入CNN评论员罗兰·马丁的法眼：

周二，我收到一封电邮，里面列出的是新闻处全体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我发现名单中几乎没有黑人或拉丁裔美国人。是的，新闻处副处长是黑人，副秘书长是拉丁裔。但这远远不够。虽然我们的总统是黑人，但这绝不代表着多样性问题可以就此放在一边了。

也许你搞不清楚罗兰·马丁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不论奥巴马的新闻处是如何进行人员配置的，平权运动早已经在联邦政府中蔓延开来——即便是布什二世总统在位时亦是如此。

尽管美国黑人仅占文职劳动力的10%，但他们在所有联邦政府雇员中占比18%，在财政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雇员中占比25%，在国务院雇员中占比31%，在教育部雇员中占比37%，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雇员中占比38%。在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和退休金津贴保证公司中，黑人雇员占比42%，在政府印刷局中，黑人雇员占比55%，而在法院服务和罪犯监督机构中，黑人雇员占比更是高达82%。

针对女性、拉丁裔、黑人和亚裔美国人，联邦人事管理办公室均设定了招聘指标——而白人男性则不享受这种待遇。

当奥巴马当局提议关闭房利美和房地美时，房贷巨头高达150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不得不由纳税人来买单，《华盛顿时报》在一篇题为《结束房利美和房地美可能令少数民族雇员的职业生涯岌岌可危》的文章中发出警告，因为有色人种雇员在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公司中的占比分别高达44%和50%。

倘若多样性真的好处多多，为什么许多有名的多样派却愿意花大价钱住在那些毫无多样性之美的社区之中呢？在写给莫伊尼汉议员的信中，詹姆斯·威尔逊认为，针对人们有权选择与同族人隔离或聚居的自由而言，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不仅是对该自由权力的有益补充，也是与之相辅相成的。

当谈到道德时，在“我们”和“他们”之间进行人为界定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划分了同情、公平和责任的有效范围。其主要界定方式包括家庭、部落和村落，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民族也属于一种界定方式。在启蒙运动之后，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功绩就是让许多人得以跨越“我们”与“他们”的这种界定，对别的人表示尊重；而西方文化的最大失败则在于，否认这种人为界定是必然的或重要的。

简言之，好篱笆出好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