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家的特征是拒绝接受从人类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在2005年1月举办的一次学术界闭门会议中，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被问到，为什么很少有女性获得数学及自然科学领域的终身职位。萨默斯丝毫没有遮掩地答道，可能是由于男女能力不平等。“在科学及工程学这样的特例中，人们一直都在对先天的学习能力以及尤其是能力的多样性问题进行探讨”，萨默斯说道，他无疑是在危险的水域中跋涉。这些问题导致了“学习能力获得方式的迥然不同”。

“我感觉自己要生病，”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南希·霍普金斯说道，“我的心脏在搅动，呼吸微薄……我之所以不能呼吸，是因为这种偏见让我身体不适”。如果他不逃离出房间，霍普金斯说，“我就将要么昏厥过去，要么呕吐不止”。

一年后，萨默斯患上了“信心缺乏症”，同时被艺术与科学学院投了不信任票——再之后，他就去世了。平均主义无外乎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对异议的百般容忍。

萨默斯离世一年后，因与弗朗西斯·克里克博士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而获得1962年诺贝尔奖的詹姆斯·沃森博士主动向《星期日报》透露，他对“非洲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因为“我们所有社会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智力水平与我们不相上下——而所有测试无一不说明事实并非如此”。

人们发现，2007年出版的沃森自传《切忌令人生厌：从科学生涯中得出的经验教训》（Avoid Boring People：Lessons from a Life in Science）中包含这样一种反面观点：

没有确凿的理由可以预测出，所处地理位置不同的人们具有的智力水平在其进化过程中会向趋同方向发展。我们想将享有平等权利作为解释人类的一些世界遗产得以保留的原因，但这么做远远不够。

沃森在伦敦科学博物馆发表演讲的计划被立即取消，他的巡回书展也被叫停。而且他还被迫辞去冷泉港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他在这所实验室兢兢业业干了40年。

伏尔泰对卢梭说过，“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的发言权”。杰斐逊说过，“意见错误可以容忍，只要真理可以随时将其攻破”。关于21世纪盛行的自由主义以及21世纪的美国，她的一批伟大科学家中的一员可以被鞭笞、火烤甚至强迫放弃他一生都在研究与执着的信仰，这说明了什么呢？

在《人类素养：追求艺术与科学的卓越境界，公元前800年～公元1950年》一书中，莫里对4000年以来的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科学、艺术、音乐、哲学及数学等方面取得的世界成就一一作了观察。他得出的结论是，97%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以及97%的天文、生物、地球学、物理、数学、医学以及技术领域中的最伟大成就都来自欧洲和北美。对于一个文明国度来说，取得这样的成就无疑令人瞠目结舌。女性在哲学方面获得的成就比例为0，科学方面为1.7%，最伟大的西方艺术方面为2.3%，伟大的西方文学方面为4.4%以及伟大的西方音乐方面为1%。

是时候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了。正如大多数孩子在高中体育项目中没有运动天赋、在摆弄乐器方面没有音乐天赋、在辩论比赛中没有语言天赋一样，不是所有孩子在完成高中的功课方面都有学习天赋。没有哪两个学生生来具有同等的能力，就连双胞胎也是如此。家庭是不平等滋生的温床，上帝是不平等的缔造者。如果享受到同等的机遇，有天赋之人会取得进步，在体育、艺术及学习方面无天赋之人也会随后追赶。查尔斯·莫里写道，“不过，四十年来，美国的领导人一直不愿就学生们带入课堂的潜在学习能力差距进行讨论”。

在《评论》杂志2005年9月一期刊登的题为“不平等之禁忌”的文章中，莫里写道，在照顾弱势群体的“肯定性行动背后，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如果所有社会强加的阻碍平等的因素都被消除，那么真正的平等就将存在。”

“肯定性行动”观点……认为，它所寻求帮助的任何群体以及其他所有人间根本不存在与生俱来的差距。在美国的社会政策中，认为群体之间不存在与生俱来的差距的论断随处可见。但这种论断站不住脚。

当这些政策未能产生理应产生的后果，且其中一个群体没有达标时，产生差异这一过失就转嫁到了社会身上。仍不断有人认为，更加适用的方案、更加完善的规定或者合理的法院判决，可以消除差异。这一论断同样也站不住脚。

关注美国如何付诸努力实现难以达到的平等——通过采用积极歧视、给定配额、搁置分歧、渐进性税收以及建立一个庞大的福利国家的方式——让人们牢记纳撒尼尔·霍桑所说的“胎记”。在那部短篇小说中，深爱其美丽娇妻乔治亚娜的科学家艾尔默，对妻子脸上长出的一小块手型红色胎记颇为着迷。当开始对这块胎记产生憎恨之情时，艾尔默进行了一个危险的手术来剔除它——目的是让妻子变得完美无瑕。他除掉了这块瑕疵，而他的妻子却死了。我们追求完美，即建立一个最终人人平等的理想国度，无异于戕害我们的国家。

将追求平等作为政治武器(www.daowen.com)

在“平等”被奉若神明的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以及古巴革命当中，夺取旧政权的过程往往都伴随着血腥的杀戮过程。无论政治阶级与有产阶级，还是教士与诗人，都被送去断头台、莫斯科内务部、绞刑架、行刑队前或者劳教所中。当旧秩序被送进监狱、被流放驱逐、被送进坟墓中时，革命精英们搬进了皇宫大院、高宅之内、乡间别墅之中，而他们比被他们取代的统治者还要可怕与凶残。

乔治·奥威尔所写的《动物庄园》准确地描述了这一切。革命打响时，革命者喊着“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的口号。但一旦掌握权力，猪群冲进了农舍，起义时的口号也被修订为“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享有优于其他动物的平等权”。旨在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的革命总是以建立少数人独裁统治的社会而告终。

“每一次革命一定有它的神话”，英国文学教授邓肯·威廉姆斯写道。“最为一成不变且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坚持‘浪漫’风格的神话，是对‘人人平等’信仰的笃信，后者与全部的人类经验背道而驰”。作为一名毕生致力于工作的人类学者，玛格丽特·米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人人平等观念的笃信深植于神话与梦想之中：“人人生而平等，在付诸努力获得辛苦钱方面享有同等的能力，尽管无时不刻都被经验驳倒。广大民众一直对这个论断深信不疑”。“在体育运动领域，这一信念却似乎未曾有之，倒是让人颇感好奇”，威廉姆斯写道，“没有人敢认定，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自己拥有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代表自己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没有哪个孩子会想象到自己会自然而然在其学校足球队里拥有一席之位”。对美国人而言，体育运动如此至关重要，以致其不会沉溺于人人平等这样的神话故事中。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们已在公共教育上投入了数万亿美元，其中一大部分用在了缩小种族差距上。然而，我们从未在实现测试分数平等上前进一步。我们建造了一个庞大的福利国家，但四十年前贫困人口的比例就已不再下降。我们免除了国家一半的税收，将国家四分之三的负担压在了十分之一有天赋的人身上。不过，我们从未实现财富平等，而且，只要我们还拥有自由之身，也不会去实现财富平等。事实上，我们越向知识型而非人力型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的趋势就越会扩大。为了建立一个只存在于空想家脑海里的平均主义社会，我们逐渐谋杀了从最伟大一代手中继承来的伟大国家。

几十年来，我们维持着由官僚组成的常备军，他们的薪水与福利远远超出为他们出钱出力的纳税人的。最终，人们意识到，这种阶级之间的财富与权力转移才是所谓的“平等”游戏的本质所在。

坚持人人平等这一信条毫无意义，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与本·瓦顿伯格，确实没人对它深信不疑，而且也没有人受其激励，就连那些公开表示信仰它的人也是如此……人人平等这一信条的真实内涵在于它充当的是政治武器。

作家兼散文家萨姆·弗朗西斯在书中也是这样写的。一个半世纪前，托克维尔就洞穿了平均主义的内涵——推动隐藏其后的权力的发展。

为了在一个民主社会成功掌握最高权力，唯一的条件就是热爱平等，抑或让人们相信你喜欢平等。因此，曾一度十分错综复杂的独裁统治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删繁就简了……

曾生活在纳粹统治下的贝特朗·德·茹弗内尔，与托克维尔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正是在追求乌托邦的过程中，国家权力的鼓吹者才找到了与他们合作起来最为行之有效的盟友。只有一个相当强大的组织才可以完成宣扬政府包治百病的布道者允诺的所有事情”。

远在其之前，意大利哲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就曾写过，平等“关乎这样一群人的直接利益，他们一心想要摆脱某些对其不利的不平等规定的束缚，建立对其有利的不平等的规定，后者才是其首要关心的问题”。

“是为谁呢？”——谁是受益者？——一直以来都免不了这样的问题。当一个新的阶级得势，向人们宣扬平等的福音时，想想是谁在掌握权力？

【注释】

[1]拉法耶特（Lafayette，1757～1834年），法国贵族，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和经历了法国大革命，被称为新旧两个世界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