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有证据表明，与推动分数测试中种族差距的缩小相比，利用平均主义这一驱动因素要花费更多的代价，抑或面临更为惨重的失败。而且好像我们也不是没有受到过警告。

1966年，即林登·约翰逊制定他的《中小学教育法案》的第二年（该法案的出台推动了联邦政府下大力气促进州及地方的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著名的《科尔曼报告》出炉。在对100万名儿童中三分之二儿童的成绩作出评估时，在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进修的社会科学家查尔斯·莫里写道：

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科尔曼报告》……指出追求教育的平等与解释儿童学习成绩存在差距的原因几乎不相关。教师资历、课程编排、物理器材的扩充与更新、每名学生的学费等衡量标准——所有这些人们认为在解释学习成绩存在差距的原因方面至关重要的事物，事实上确实至关重要。家庭背景绝非决定学生学习成绩的最关键的因素。

研究发现，无论先天与后天因素，遗传与家庭环境，还是智商与动机，这些都是决定小学生学习成绩好坏的主要因素。

1971年，《大西洋月刊》刊登了由哈佛大学的理查德·赫恩斯坦撰写的封面文章。文章的主题是，即使我们能够使所有孩子享有同等的家庭环境与学校环境，先天的学习能力也会使一些孩子优于他人。无论在缩小班级规模还是强化教师培训方面投入多少资金，支出均等的公共教育体系中都会出现“世袭精英”。

科尔曼与赫恩斯坦一直在告诉人们，教育中存在宿命论。他们是在暗示，国家在提高少数孩子的学习成绩以使之与白人孩子不相上下方面付出的努力，无外乎一次尝试，目的性不是很强，但一定会功亏一篑。不过，当政府被冠以大社会的建筑师与建造者时，人们对于政府是否有能力成功实现抱负所怀有的悲观情绪并没有甚嚣尘上。

美国又向深渊跌入一步。美国政府、各州政府以及地方学区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教育投资。花在每位学生身上的费用增长了一两倍。1965年制定的针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学前教育方案“Head Start”，获得了大笔的注资。或许高达2000亿美元都投入到了实现《中小学教育法案》中制定的首要目标当中，这也根据学校低收入家庭学生的人数多少为学校提供了额外资金。

结果如何呢？莫里写道，“每一次评估都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证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Title I对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2001年由教育部进行的一次调研表明，这一成绩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

乔治·W.布什推出了他的《不让一个孩子落伍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law），将矛头再次指向大多数孩子与少数孩子学习成绩存在差距的问题上。因而，教育部的预算支出翻了一番。这么做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莫里写道，从测试分数来看，“尽管倾注了大量的努力，但该法案在提高孩子的阅读能力上收效甚微”。

我们知道在提高孩子的数学与阅读能力上如何取得更显著而非微乎其微的进步，这一说法毫无事实根据……即便享有最好条件的最好学校也不能消除学习能力方面的限制所导致的学习成绩方面的限制。

来自曼哈顿学院的希瑟·麦克唐纳提供了确凿的证据。“2006年的SAT考试中精读部分的平均分为，黑人孩子434分，白人孩子527分，亚裔孩子510分；在数学部分中，黑人孩子429分，白人孩子536分，亚裔孩子587分。”

在2005年全美50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花在每名小学生身上的费用排名中，纽约居首位，华盛顿排第三。由缴纳税款组成的投资所取得的成果有：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些学校中，所有少数族裔学生中有一半中途辍学。毕业学生中，有一半就读七年级、八年级或九年级，学习阅读与数学。在用于投资小学生教育的税收所得中，排名较靠前的州中，华盛顿特区的学生成绩垫底。(www.daowen.com)

2007年，美国高中生的毕业率已经连续两年下跌，跌至69%。46%的黑人学生，44%的西班牙裔美国人以及49%的美国本土学生，读了四年却未能获得高中文凭。退回到1969年，有77%的高中生读了四年，获得了高中文凭。美国不是在涉水而前而是在逐渐下沉。

2009年，纽约发布了一份报告，将华盛顿特区的学校吹捧得好像是麻省理工学院一样。纽约城市大学有近200名学生在第一堂数学课上进行了基本能力测试。这些新生中三分之二都不会把小数换算成分数。90%的学生甚至都不会做简单的代数题。

在2009年发表对纽约公立学校主席乔尔·克莱因的欢迎致辞时，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吹嘘称，“我们正在以更快的速度不断缩小这一令人耻辱的学生成绩差距。”然而，当2010年测试分数报上来时，成绩差距又回到过去的水平。“在该市三至八年级学生当中”，《时代周刊》上写道，“相比64%的白人学生与亚裔学生，33%的黑人学生以及34%的西班牙裔美国学生如今对英语的掌握都很熟练”。校方如今也承认存在“测试成绩泡沫”。

克莱因辞职时，《每日新闻》报总结了他的功绩：“到去年为止，随着考试难度加大，测试分数在跌落至糟糕的水平时才稳步提升。”由于克莱因的辞职，大城市学校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包括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数据。《纽约时报》这样描述到：

将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区分开来的成绩差距一直以来都有据可循——这一社会鸿沟无疑让政策制定者们伤透了脑筋，学校改革的目标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不过一项重点关注男性黑人学生的新出炉报告表明，这一前景比大多数人所知的更加黯淡。

通过采用备受推崇的全国教育进展评估测试（NAEP），委员会发现可以申领免费伙食的穷苦黑人男孩，无论在数学还是阅读考试中，都与来自中产阶级及富裕家庭的白人男孩取得同样优异的成绩。哈佛大学缩小成绩差距倡议组织（the Achievement Gap Initiative）负责人弗格森称：

不断有证据表明，孩子在还没进入幼儿园时就存在种族差距……他们不得不与许多来自社会与历史方面的力量抗衡。为了消灭这些力量，我们必须坐下来谈谈，即便人们都不愿意这么做。

委员会公布报告的意图自然是为了敦促国会“增加教育拨款”。然而，偏偏有些人不愿意对此进行“对话”。其中之一就是罗伯特·维斯伯格。他是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科学系名誉教授，著有《学生差，而非教育差》。他与查尔斯·莫里一致赞同“‘民主化’教育——几乎所有人都应取得的文凭——将那些难以掌握实质知识的人带回课堂，重要的是，坚持认为这些年轻人可以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无异于天方夜谭”。

如果真有一剂“灵丹妙药”可以治愈美国教育衰落的顽疾，那么这就是消除八年级最落后的四分之一差生。不幸的是，随着教育改革者不断呼吁半文盲就读大学，“民主化”教育的步伐似乎难以阻挡，即使一份证书本身可以证明持有人的知识掌握程度。

维斯伯格认为，我们应当将学生的能力极限发挥出来，循环往复，当他们停止学习时，把他们赶到户外，接受这样的现实，即每个人的学习天赋与学习能力并不平等。我们习惯于称之为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