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维尔和阿里尔·杜兰特曾历时四年合作撰写了一套共十一册的鸿篇巨著，名为《世界文明史》（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二人最终得出的结论却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在《历史的教训》（The Lessons of History）一书中，杜兰特总结道：“自然并没有仔细研读美国的《独立宣言》或法国的《人权宣言》”。

我们生来就毫无自由、毫无平等：受限于心理或生理上的遗传，以及因袭我们民族的风俗与传统；无论身体状况还是心理机能和性格特征，天生就有差距。自然喜欢将差别作为实现选择与进化的必不可少的素材；即使同卵双胞胎，各方面也是千差万别，没有两只豌豆完全一样。

不平等“并非与生俱来，它随多样性的文明的繁衍而发展”。在对约翰逊在霍华德大学发表的讲话作出反驳时，杜兰特声明道：

自然喜闻乐见的是一个自由与平等共存的乌托邦社会。因为自由与平等是被诅咒了的且永也打不垮的敌人，一方胜出，另一方自然消亡。给人们自由，这样他们生来具有的不平等就会因所处地理位置不同而千差万别，一如19世纪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英国与美国所发生的情况。要想弄清不平等趋势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就应像1917年后的俄国那样，必须牺牲自由。

再强调一次，“要想弄清不平等趋势发展到了何种程度，就必须牺牲自由”。

这正是本章的主旨所在。哪里平等大行其势，哪里自由就会消失殆尽。平均主义社会的兴起意味着自由主义社会的衰亡。“自由本质上就是非平均主义的，”天主教大学哲学院名誉院长裘德·道赫蒂写道：“在体能、智力、志向、勇气、毅力以及其他所有构成成功的要素方面，人们均有所不同。要想既给人自由，又给他们平等，根本无法可循。”

想一想那些为了争取平等而进行的革命——马拉与罗伯斯庇尔领导的法国大革命，列宁与托洛斯基领导的俄国革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以及卡斯特罗与切·格拉瓦领导的古巴革命，杜兰特的观点有错吗？道赫蒂的言论不对吗？

“无论男女生而平等”这一论点可在女权主义思想而非人性当中有据可循。男人更加高大、强壮、好斗。这也正解释了为什么男性犯罪与坐监的比例是女性的9倍。这也正解释了为什么男性要参加战争、带兵打仗、建国立业。男性的智力水平与女性的不相上下。但男性在数学、科学及哲学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女性难以企及。男性在腐化堕落方面也是有过之无不及。在体育运动中，美国人都要求取得最好成绩，而男女则是区分开来进行比赛。

法国的《人权宣言》第一条所述与杰斐逊和卢梭的观点不谋而合：“不论先天还是后天，人们均享有自由与平等权利。社会等级的区分仅仅从大方向来看还是好的。”

不过婴儿一出生就拥有自由吗？谁来决定“好的大方向”？至于权利平等，是这样的，但并非所有婴儿生来就具有平等的学习能力——有一半不达标。读了一年级两个月后，儿童就会知道他们彼此的学习能力是不平等的——有的聪慧过人，有的反应迟钝。有的运动天赋强，有的先天缺乏。有的能歌能舞，有的什么也不会。有的女孩靓丽可人，有的则相貌平平。塞缪尔·约翰逊说道，“可见，‘人人生而平等’的说法与事实背道而驰，任何两个人呆在一起半个小时，就会发现其中一个就明显优于另一个”。

无论在《圣经·旧约》还是《新约》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吗？犹太人是上帝许其为救世主的指定人选。圣子、圣母以及十二使徒都是犹太人。在这些门徒中，耶稣比较喜欢约翰，把彼得作为自己的建业人选，对犹大则谴责有加。在这部有关众才能之人的预言中，对仆人的分工就不是一视同仁，每个人都根据自身具有的才能各司其职。如果耶稣告诉我们有的人的天赋要优于他人，那么约翰逊在霍华德大学所阐述的平均主义就与基督教的信条格格不入。保罗给罗马人的信中写道：“我们所拥有的才能因上帝给予恩赐的多寡而不同”。

看到思想扭曲的空想家高谈要保证结果的平等的阔论，人们不免想起《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核心人员比赛”。每个人都是“想跑就跑，想不跑就不跑”，“当他们跑了一个半小时左右……蠢蛋冷不防地喊道‘比赛结束了！’”，于是参赛人员将他团团围住，气喘吁吁地询问“谁赢了？”。

“最终，蠢蛋宣布，‘大家都赢了，人人都有奖品’”。

空想家最初就怀有这样一种想法——所有人都平起平坐，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大家都有均等的一份——接着便试图迫使社会遵循这一理念。“空想家，”罗素·科克写道，“将政治视为可以改变社会形态，甚至改变人类本性的革命武器。在向乌托邦进军的行程中，空想家却是残忍无情的”。

对于空想家，格罗夫城市学院教授吉利斯·哈普补充道，“事实并不重要，人身攻击是容许的。”如今在公共用语中诅咒与谩骂的使用已经泛滥，比如“种族主义者”、“恐同性恋者”等。这无疑表明，平等主义者无法容忍那些对其信仰的核心教义持怀疑态度的人。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人人平等的乌托邦一定会出现”，杜兰特表示。“你可以用一把甘草叉子将自然女神赶走”，罗马诗人贺拉斯说道，“不过她会一直匆忙赶回”。不论在体育、艺术、音乐、教育还是政治中，自由与公平竞争的存在使得一个自然而然出现的贵族阶级为自己正名，使自己与众有别。自由产出的是根据治理、才能及毅力的不同划分出的等级。黑人领袖W.E.B.杜博伊斯在1903年所作的一篇随笔中写道，他的人民所享有的至高权应当是提升并教育这个自然而然出现的贵族阶级，即“美国黑人中十分之一有天赋的人”。

黑色人种，如所有其他人种一样，将由其杰出的代表拯救于危难之中。黑人的教育问题首要涉及的就是十分之一有天赋之人；问题在于培养这一种族中的精英，这样一来，不论在其种族内部还是外部，他们就可以领到大多数人远离罪恶之人的习染与杀戮。

一个奉行“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同等报酬”这一主张的国家必须不断打消歧视十分之一有天赋的人的念头，因为这是自由社会保证人们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平等的唯一办法。同时，想一想由此导致的代价、产生的不公以及逐渐被剥夺的自由——无一不是由追求平等所致。

·不计其数的儿童被勒令搬出原来的居住区，来到条件较差且常常危险丛生的学校，这样做产生的结果便是：种族冲突之火被点燃，白人卷入战斗，城镇学校荒废，美国文明皇冠上的明珠——公共教育体系土崩瓦解。

·数十年来，企业根据员工能力与表现对其雇佣与晋升的权利都受到政府派出的成千上万名特工监督。如果某次招工存在性别歧视或种族偏见，那么这个企业就会被举报。

·各级政府强行划归事实上的种族与性别配额，导致企业的运营成本大幅增加。企业的数十亿资产都流到了屡吃集体起诉的官司当中，指控的罪名是存在歧视行为，罚金同美国历史中众多其他案件中的一样数额巨大。

·如今百分之一收入最高的工薪阶层占到纳税总额的40%，而50%的最低收入所占的百分比为零。不是《共产党宣言》要求“分段式或渐进性地大幅征收收入所得税”的吗？(www.daowen.com)

·在一个曾因奉行自由言论而名噪一时的国家，审查的范围正扩大至校园的说话准则以及攻击性犯罪准则，这两种准则惩罚的是违反“所有种族、所有民族以及所有性别取向都应当平等地受到尊重”这一教义的言语行为。

·为保证所有宗教信仰的平等，从国家的公立学校到市民广场，我们生来就信奉的信条——基督教，已经清洗一新，改头换面。

·如今，教育修正案第九条要求所有大学在男女学生体育方面的支出上一视同仁，从而取消了男子体育队，成立了女子体育队，因为后者几乎不需要经费的支出。

·几乎所有的男子学校都已被迫接收女学生。

·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MI）与南加州要塞军事学院（Citadel）都被迫接收女学员，尽管学校、校友以及两所学院的学员与毕业生的母亲、妻子及姐妹反对这一经司法授权的决定，它终止了其长达150年的传统。

·男性受到如此的残酷歧视，以致如今在职的女性人数超过了他们，大萧条时期男性的失业率占男女失业率的70%至80%不等。

·南方各州必须一如既往地呼吁司法部门的官员允许在选举法中稍作改变。

·邓巴高中也许是美国最顶尖的黑人高中，该校培养出的将军、参议员数量以及输送至大学的学生数量远超其他华盛顿的学校。而该校却被人打着实现人人平等的幌子，转变成了一所普通学校，成为了该市秩序最为混乱的高中之一。

·在1962年的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Carr）中，最高法院禁止各州将其立法横加到国会身上，同时要求各州仅在人口问题上责任均摊。这么做的目的是：强行施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而我们的开国元勋在给予特拉华州和罗德岛与马萨诸塞州和弗吉尼亚州拥有同等数量参议员时，就反对这一做法。

·以实现平等的名义，最高法院宣布同性恋行为享有宪法权利。

·旧金山市同性恋联邦法官沃恩·沃克尔规定同性恋结婚受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保护。有人会相信这一荒谬的想法即将或已经由制定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国会写入宪法了吗？

·尽管公民投票显示，有31个州反对同性恋婚姻，但法官们还是继续宣布这种结合应当被视为婚姻。他们正单方面炮制一个人人平等的观念，而选民们采取了民主的方式对这一观念提出反对。

·2010年12月，当时的一届孤注一掷的开明的国会下令安排同性恋者到政府的各个分支机构任职，向武装部队强行推行了旧金山的价值观。他们教导新兵、老兵以及官员接受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这无疑会将军队——即美国最具声望的组织——的领导权，移交给处于怨恨积深、不满四起的管理状态中的机构。

·为了给予黑人和美籍西班牙人与白人享有同等的房屋所有权，乔治·W.布什敦促银行发放数以百万的次级抵押贷款，而这些贷款一旦违约，将削弱我们的自由企业制度。平均主义可能成为谋杀美国资本主义的武器。

·以为全世界人民带去平等的名义，1965年出台的《移民法》敞开了国家的大门，将美国转变为西奥多·罗斯福所称作的世界“各国人民大杂烩”。

想到不计其数的官僚——工作在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以及学校和企业中，他们无一不在为确保种族、民族以及性别比例的分配而奔走呐喊，我们就开始观察平等与自由如何兵戎相见，美国因何岌岌可危。

追求种族、性别、民族以及经济地位的平等无异于乌托邦式的幻想。想象一下一个致力于建立绝对平等的政权将国家的所有财产与财富收为公有，然后再将之平等分配。更有能力、更加进取的公民重新占有这些财富还要等多久？充公与再分配可能又将从头再来。

“一个平均主义社会”，罗斯巴德写道，“只能寄希望于通过采用极权主义方式的施压来实现其目标；即便如此，我们也全都相信和希望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会得以升华，阻止任何类似的想要实现建立一个人数众多的世界的尝试。”

没有哪两个人会像罗斯巴德与乔治·肯南那样观点契合。二人达成共识之处在于此。“我绝非平均主义者”，柯南对埃里克·萨瓦莱德说。“我对各种各样的平均主义倾向予以强烈反对。”传记作家列奥·康顿认为肯南“将追求平等的热情视为嫉妒与抱怨的产物”。

然而，即便公开亮明身份的保守人士也已屈服于平均主义吹起的号角之下。当加利福尼亚在为限制男女婚姻的第八提案投票时，前副检察长泰德·奥尔森称，选民们违背了宪法中规定的平等保护条款。“历经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与亚伯拉罕·林肯三任总统的宪法不允许”拒绝承认同性恋者的结婚权。

奥尔森认识到历经杰斐逊、麦迪逊与林肯三任总统的宪法并没有包含“平等的”或“平等”这样的字眼，或规定了平等保护条款吗？奥尔森认识到杰斐逊将同性恋与强奸等同视之，并认为男同性恋者应当被阉割、女同性恋者应受到“至少割掉直径为半寸长的鼻软骨”的惩罚吗？

杰斐逊的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认可，但是这进一步证明了，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奉行人人平等观念的极端主义并未扎根于我国的历史当中，而是扎根于现代人类的意识形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