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发生一次局部反抗是一件好事，这在政坛中是有必要的，正如暴风雨在自然界中是必要的一样，”杰弗逊在提到谢伊斯起义时如此评价道。

在美国，一场起义正在来临：在杜鲁门—麦卡锡时代、乔治·华莱士的竞选中以及反大赦风暴中，都曾出现过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激进，这让老布什、肯尼迪、麦凯恩为非法移民获得公民身份所付出的努力化为乌有。这些运动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针对当权统治阶级的全民公愤。然而，当权阶级未能了解人民的心声，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接连发生了多起城镇暴乱：1964年在纽约的哈莱姆区，1965年在沃茨，1967年在底特律和纽瓦克，1968年在华盛顿和数不清的其他城市。自由主义者将这一切看作是对贫穷、绝望及“白人种族主义”的自然反应，就如同由詹姆斯（LBJ）所任命的科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一样。当校园激进分子焚烧了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大楼时，越战反对派解释了“我们有史以来培养的最优秀的年轻一代”之所以如此行动的原因。

然而，当茶党的不同政见者来到市政厅会场外谴责奥巴马医改时，却遭到了歇斯底里的回馈。对于哈里·瑞德而言，他们就是“邪恶的传播者”，而南希·佩洛西则称他们的行为“不像是美国人”。

罗伯特·吉布斯将此事件同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时发生的“布鲁克斯兄弟暴动”进行了类比。有些评论员认为抗议活动的根源在于种族主义。在“市政厅暴徒”中，保罗·克鲁格曼写道，“愤世嫉俗的政治家们对于工薪阶层白人心中的种族主义恐惧而言，是具备吸引力的。”据辛西娅·泰科估算，在反对奥巴马的人中，有约45%—65%的呼声来源于对于黑人总统的种族敌意。

如此夸张的情形揭示了激进分子已经变得多么的孤立无援。六个月后，《华尔街日报》和NBC新闻频道联合组织了一次民调，结果显示，茶党运动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41%的受访者对此持支持态度，而24%的受访者则表示反对——完全超越了其余的两大政党。

那么，又该如何来解释为数众多的美国中产阶级被社会疏离呢？在《今日美国》刊登的《美国男性的衰退》一文中，大卫·辛振可写道：“在去年夏天共计520万失业者当中，五分之四的人为男性。有专家预测，在今年，美国女性就业人数将首次超过男性就业人数。”

埃德温·鲁宾斯坦曾经在《福布斯》担任编辑一职。当他回顾布什二世上任初期时，他写道，以2001年1月在职的每100名拉丁裔美国人为基数，截至2010年7月，在职的拉丁裔美国人人数为124人。然而，对于2001年1月在职的每100名非拉丁裔美国人而言，截至2010年7月，仅有97.8人依然在职。

从2001年1月至2009年7月，拉丁裔就业人数新增了362.7万人。非拉丁裔就业人数则减少了136.2万人。对于白人工薪阶层而言，布什的任期既没有一个好的开头，也没有一个好的结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巴马在这部分选民中的支持率比克里和戈尔更高了。

为什么会出现美国中产阶级被社会疏离的情况？(www.daowen.com)

在中产阶级的一生中，他们目睹了学校一边享受着他们纳的税，一边眼看着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在学校遭到排斥，甚至在电影和电视剧中遭到嘲弄。他们目睹了他们的工厂被关闭，工作机会越来越少。他们目睹了数万亿美元税款被投入到“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可是却没有看到大社会的影子，看到的只是层出不穷的犯罪和越来越高的非婚生子率及辍学率。

透过电视，他们目睹着非法移民来到自己的祖国，他们的后代享受着无偿的医保和教育，抢走了美国雇员的工作，举着墨西哥国旗在美国游行，要求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他们目睹着华尔街上的银行得到了政府资助摆脱困境，却在报纸上读着这些银行家没有将数亿资金用于贷款，反而用于交易，并且奖金也失而复得。他们目睹着政府向财富500强企业和银行砸了上亿资金，将这些机构从金融危机中拯救出来，而这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恰恰又是同样的政府及同样的企业和银行。他们感到国家已经离他们而去了——他们是对的。

【注释】

[1]美国基础教育的统称。“K-12”中的“K”代表Kindergarten（幼儿园），“12”代表12年级（相当于我国的高三）。

[2]原文为buenas noches，西班牙语问候的方式，意味“晚安！”

[3]《通往大马士革之路》是斯特林堡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描写了诗人无名氏在穷困潦倒、百无聊赖的畸形生活环境下，为摆脱金钱势力的束缚，追寻理想中的爱情，与一位阔太太潜逃，遭到世人的耻笑和阔太太的背叛后，他皈依了宗教，却更深地迷失了自己。

[4]“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根源于美国最高法院19世纪中叶在有关人种问题的司法判决中，宗旨是依据宪法的平等保障原则来保护黑色人种公民的权利的行为。

[5]利留卡拉尼女王（Queen Liliuokalani of Hawaii），是夏威夷王国最后一位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