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白人男性而言，平权法案已经逐渐成为压在身上的一座大山了。用史蒂夫·塞勒的话讲，就是因为“种族比例”变得实在太快了。当年尼克松执政期间，曾经采纳了费城计划，也就是对于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在工会员工中设置了种族配额，8名白人配1名黑人。在招聘、晋升、本科及研究生招生等方面，种族偏好的负担相对而言略轻一些。

可是，后来该比例在黑人社区升至5比1。更为要命的是，尽管拉丁裔美国人并未曾遭受奴隶制或种族歧视的痛苦，但是他们却也成为了平权行动的受益者。现在，拉丁裔美国人的数量已达到5000万人。再加上亚洲人、印第安人及太平洋岛民，每一位有色人种美国人所对应的白人已不到两人。此外，今天的平权法案对象还新增了妇女。如此一来，白人男性虽仅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且人数还在持续减少，但却不得不承担逆向歧视所带来的几乎所有负担。

其实，这并不是实现社会和平的良方。在纽黑文市消防队员诉市府案中，白人消防员弗兰克·里奇及其同事通过了晋升考试，但却因为此次考试中白人考的太好、黑人无人合格而被取消成绩。长此以往，类似的冲突势必还将继续发生。种族偏好既不会在州投票表决中被废除，亦不会被最高法院宣布成违宪，或许美国即将成为下一个马来西亚或南非，将建立起持久的基于种族及民族权利的政体。

强烈反响其实早已显现。在密歇根州、加州和华盛顿州，许多人都已经投票要求废除所有与种族、民族及性别有关的偏好。2010年，亚利桑那州也进行了投票表决，有60%的选民要求取消平权法案的合法性。最高法院提名人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得到了来自共和党参议院的31张反对票，其背后是对于种族、民族及性别偏好的强烈反对。在过去的40年中，由民主党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一共只有两名，其中史蒂芬·布雷耶获得的参议员票数为87比9，而鲁思·巴德·金斯伯格的得票则为96比3。对于保守党派而言，奥巴马提名索托马约尔也就意味着平权行动将会永久进行下去。

索托马约尔法官一直是平权行动的受益人，她曾经自诩为“平权行动的宠儿”。她坦言，如果她走“传统的分数路线”先读普林斯顿再读耶鲁法学院，“我非常怀疑自己是否能被录取，因为我的考试成绩与我的同班同学完全没法儿比。”

《纽约时报》曾经评论，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在报考学校、找工作甚至参加司法选拔时，都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于种族和民族重要性的考虑，她几乎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因此而胜出。”作为一名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她向美国卫生、教育、福利部投诉，要求命令学校招聘拉丁裔教师。在耶鲁大学时，她加入了一个致力于争取更多拉丁裔教授和管理者的社团，并担任副主席。在1978年加州大学诉贝基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Bakke）中，当最高法院判决禁止学校在招生时使用配额时，她与社团的其他成员都感到惴惴不安。艾伦·贝基填报的志愿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医学院，然而尽管他的分数比几乎所有少数民族考生的都要高，学校仍旧没有录取他。贝基本人是一名白人考生。(www.daowen.com)

在索托马约尔的职业生涯中，部落政治一直不可或缺。作为一名联邦法官，她曾经裁决，根据纽约州法律剥夺已定罪重刑犯的选举权其实违反了民权法律。索托马约尔表示，在监狱中，黑人和拉丁裔犯人的比例是严重失调的。剥夺重刑犯的投票权不仅会给少数民族带来差别性影响，也是法律所不容的。

在2001年的一次讲话中，索托马约尔驳回了法官鲁思·金斯伯格和桑德拉·戴·奥康纳所提出的先进观点，即在进行案件裁决时，一位男性智者和一位女性智者往往会得到相同的结论：“我衷心希望，相对于一位未曾经历苦难人生的白人男性而言，一位睿智的拉丁女性可以利用她丰富的经验，经常得出一些更好的结论。”

美国律师协会发现，索托马约尔的声明——“性别和民族来源可能也将会在我们的判决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原来是真的。在一项调查中，研究者仔细查阅了六次联邦巡回调查中22年来的所有判决，结果显示，在种族骚扰案件中，如果法官是非裔美国人，那么原告败诉的可能性为54%，而如果法官是白人，其败诉可能性则高达79%。另一项调查显示，在556起联邦上诉法院的性骚扰及性别歧视案件中，如果陪审团中有女性法官，那么原告胜诉的几率将提高一倍。

几十年前，有人说身处南方腹地的黑人不可能在全部由白人组成的陪审团那里得到公正判决。在影片《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格里高利·派克扮演了律师艾蒂科斯·芬奇，为一位被控对白人女性实施强奸的黑人进行辩护，故事颇为戏剧化。考虑到O.J.辛普森的谋杀审讯，公诉人们承认，如今面对以黑人为主体的陪审团，想要证明一位明显有罪的黑人犯了法，要比过去困难得多。基于种族的司法裁决可能就是美国的明天。